居住景观设计的首要任务是回到土地，从人与土地的关系中，找回寻常景观。这需要当代中国的设计师和开发商，继续“五四”新文化运动，像白话文的革命那样，进行设计思想的革命。
居住景观设计的首要任务是回到土地，从人与土地的关系中，找回寻常景观。这需要当代中国的设计师和开发商，继续“五四”新文化运动，像白话文的革命那样，进行设计思想的革命。
海德格尔把作诗的本质理解为人在大地上的栖居，栖居的本质也就是做诗的本质，“作诗首先把人带上大地， 使人归属于大地”。因此，基于现象学派的观点，栖居的过程是认同于脚下的土地，归属于大地、并在天地中定位的过程。栖居使人成其为人，使大地成为大地，栖居使人的生活具有意义，这样的栖居本身具有诗意。
然而，我们并没有得到本质上应该是“诗意的栖居”，而是“非诗意的”占用住宅而已。“一种栖居之所以会是非诗意的，只是由于栖居本质上是诗意的。人必须本质上是明眼人，他才可能是盲者”(海德格尔)。
没有诗意地栖居：异常景观的泛滥
我们得到了房子，却失去了土地，失去了我们本当以之为归属的、籍之以定位的一片天地，因而使我们的栖居失去了诗意。具体来讲，这种“盲目”和自我的失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认同古典中国的封建士大夫景观：误认古代传统可以代表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认同古典西方的景观：误认高贵典雅的巴洛克景观可以标榜自己出众的身份；认同现代西方的帝国景观：误认为只要是现代的形式便具有现代的意义； 认同现代异域的景观：误认为奇花异卉奇景就可以产生美。
这四个方面的盲目认同，从时间维度上，或是在空间维度上，失去了作为此时此地人的自我，也失去了大地的本真。我将这种“盲目”上升到生命的意义和民族身份的危机。面对这样一个危机，现代居住景观的设计必须重新回到土地，归还人与土地的本真。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是什么?这是每一个设计师所应该回答的问题。法国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非常宏伟巨大，它跟圆明园是同时代的，这是西方巴洛克的民族身份；中国的紫禁城，是中国封建帝国的经典，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当年希克斯图氏五世(Sixtus V)和相继的多位罗马教皇，通过向信徒们卖“赎罪卷”。营造了一个圣比德广场，而我们的教科书一遍又一遍地把它当作宝典，顶礼膜拜。从古希腊和罗马帝国，再到法兰西帝国和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都曾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形式，甚至同样的精神在建造城市和景观，它们如同一个不散的幽灵，最终来到了中国的城市，成为当代许多中国人主动或被动的认同。几平每一个城市至少有一个大广场，几乎所有这些广场的模范就是凡尔赛宫前的广场和模纹花坛，或是罗马圣比德广场，或者是北京太和殿前的广场，我们的居住景观又何尝不是如此？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认同于所谓“最现代”的建筑和景观，杰出的例证就是国家大剧院。它是法国建筑师在中国首都的“杰作”，它将迫使未来的中国人去认同。另一个例证是中国央视大楼，在传媒时代央视大楼相当于一个民族最权威的象征，一张不可误认的民族身份证，这是中国人正在准备要认同的。它们可能都是了不起的建筑。但是这种建筑的背后。作为接受了这种建筑的人们，实际上是用一种“暴富”的心态来接受一种“帝国”的建筑。当今，任何一个经历过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再盖这种建筑，因为它们违背了基本的现代精神——土地的伦理、理性、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功能服从形式的原理，而是在用十倍、甚至更昂贵的花费，在造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展示建筑。在当代的中国，那些“帝国”建筑师们实现了他们的“帝国”梦想。我似乎重新听到了100年前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中建筑师Daniel Burnham的一句名言：“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
激奋人们血液魔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我也回想起英帝国主义建筑师Edwin Lutyens和Herbert Baker在他们的新德里的宏伟设计被采用时的兴高采烈和手舞足蹈，高呼帝国主义万岁，专制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