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贺东航：《地方社群传统与政府主动性——福建晋江慈善总会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启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26]贺东航：《地方社群传统与政府主动性——福建晋江慈善总会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启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27]贺东航：《地方社会、政府与经济发展——闽南晋江模式的生成与演变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28]以前苏联为例，由于苏联解体前政治制度的特征是统制主义国家，即以国家及其各级基层组织作为组织社会的唯一力量，统制主义国家在相当长时间里摧残各种社会机制，任何其他社会力量，诸如家族、行业与地域组织等均没有生长出来。在政治权威丧失后，由于整个社会不存在可以维系秩序的力量，造成相当长时间的失序状态。
[29][美]迈克尔•曼：《国家自治权：其始源、机制与结果》，载于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1页。
[30]贺东航：《地方社群传统与政府主动性——福建晋江慈善总会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启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31]王绍光、何建宇：《中国的社团革命——勾勒中国人的结社的全景图》，《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
[32]Sidney Verba，Key Lehman Schlozman，and Henry E.Brady，Voice and Equality：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3.
[33]详细的记载可参见贺东航：《地方社会、政府与经济发展——闽南晋江模式的生成与演变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 http://www.tecn.cn )
[34]韩竹林：《小政府 大社会——关于政府机构改革目标模式的探讨》，《上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35]如在海南省和福建省的石狮市进行机构改革的试验，参见贺东航：《地方社会、政府与经济发展——闽南晋江模式的生成与演变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36][美]法兰西斯•福山著，阎纪宇译：《国家构建》，台北：时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37][美]法兰西斯•福山著，阎纪宇译：《国家构建》，台北：时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38]徐勇、李强是较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国内学者。参见徐勇的《“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http://www.ccrs.org.cn。李强阐述有关此问题的三篇文章：《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悖论——兼评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香港：《中国书评》1998年第11期，香港；《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政治理论在中国》论文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后全能体制下的现代国家构建》，《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海外学者王绍光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参见王绍光：《对国家制度建设的历史思考》，载王绍光、胡鞍钢、周建明合编：《国家制度建设——第二次转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和平崛起与国家良治》，《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1月11日。
[39]以S市为例，S市原属J市管辖，1988年从J市析出建立S市。建市以后，S市就被国家赋予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当年S市委只设两个部门、市政府只设11个部门。这样简单的机构设置到了1992-1995年市场经济大发展时面临了挑战，当时S市出现了房地产过热、泡沫经济凸现、民营企业产品造假严重等现象，政府采取“无为而治”方式，想让市场力量来自动平衡，结果几年内S市发展速度迅速下降，在全国的排名次序退步。1996年，S市委的一份内部报告中分析指出：“过去，S市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方面创造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如小政府、大社会……但如果现在仍守着这些经验，不去创新发展，就不利于二次创业，不利于两个转变。”小政府机构框架终因不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大部分被废置。理论界所推崇的“小政府—大社会”格局最终并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