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⑦]“官僚制”与“科层制”是相同概念，但由于在汉语中“官僚”通常表达的是贬义，为了避免引起人们的误解，在本文中笔者更多使用“科层制”一词。
[⑧][德]马克思•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36页。
[⑨][德]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支配社会学——韦伯作品集(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22-24页。
[⑩]历史上，J的行政区划有过多次变迁，在1991年之前J的建制为县，1992年后J正式撤县设市，本文关于“J县”“J市”的称呼亦伴随之而变化。
[11]地方国家(1ocal state)是指“地方层次的国家组织，是国家在地方层次的完备体现物。它是国家在地方的代表，其行为不仅体现着具有普遍性的国家性，而且还带有鲜明的地方性。”具体的内涵可参见杨雪冬：《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国家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贺东航：《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困境与新视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政治学》2005年第3期。
[12]J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上个世纪70年代至1992年J撤县建市，这个时期属于J的第一次创业时期；第二个时期则是从1992年至今，这个时期属于J的第二次创业时期。
[13]1992年J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4.98亿元，财政收入2.2亿元。至2005年，J市国内生产总值达500.3亿元，财政收入38.65亿元。如果以不变价格来考察，13年内GDP增长14.3倍，年增长率为22.7%；财政收入增长17.6倍，年增长率为24.7%。
[14]贺东航：《地方社会、政府与经济发展——闽南晋江模式的生成与演变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15]参见J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J市市志》（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4版，第907页。J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2002年度J市年鉴》，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16]有关警察机构与现代国家成长的关系可以参考查尔斯·蒂利的《西欧民族国家的起源》（普林斯敦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五章“欧洲警察与警察发展”。这里须要强调的是，中国现有警察按人口平均是每万人有12名警察，警力配置仅仅是西方现代国家的三分之一。
[17]贺东航：《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晋江模式的一个尝试性解答》，《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4期。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政治学》2006年第1期。
[18]邓小平曾提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因此，他主张建立制度化的科层组织。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
[19]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中国政治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20]杨雪冬：《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国家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1页。
[21]所谓“社会资本”指“嵌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网络中的行动者行动时能够方便地得到并利用这种资源”，社团活动被认为是社会资本存在的重要载体。参见Lin Nan，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1，pp.25.
[22]王绍光、何建宇：《中国的社团革命——勾勒中国人的结社的全景图》，《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
[23]贺东航：《地方社会、政府与经济发展——闽南晋江模式的生成与演变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24]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