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信托首次进入刑法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目前对于信托财产受侵害的情况已经较为严重，以至于引起了立法部门的高度重视。例如，2005年9月“德隆系”下属的伊斯兰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的9名管理人员和金新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11名管理人员分别被检察机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起诉至法院，要求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2005年7月南京国投及其部分高管人员也已被公诉机关以非法吸收存款案诉诸法院。这几个案件的过程几乎如出一辙，均在由德隆系设立的上海友联管理研究中心的指使和操纵下，采取承诺固定收益率、低本付息的方式与不特定客户签订委托购买国债、资产管理等形式的合同、协议以及补充协议，非法开展信托业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案数额达到惊人的200多亿。上述情况说明对于信托财产的刑法保护已经刻不容缓，因为首先信托涉案的金额一般十分巨大，对社会稳定会产生很大的破坏，其次目前刑法对于信托犯罪缺乏针对性的惩罚措施，所以本次刑法修正过程中明确了对信托财产的刑法保护，加强了对信托犯罪的刑事处罚。
3、严格了管理信托财产的行为标准
该条规定的管理信托财产的行为标准较一般刑法条文更为严格，在短短一句“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包括了三个关键词：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
关于“受托义务”，主要包括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两个方面，法定义务主要源于信托相关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以下7项：（1）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2）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3）除依照本法规定取得报酬外，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4）不得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5）不得将其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交易或者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但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经委托人或者受益人同意，并以公平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的除外；（6）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帐，并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帐；（7）应当自己处理信托事务，但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者有不得已事由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处理，但应当对他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承担责任。约定义务主要源于信托文件，由信托当事人在信托文件中进行约定。受托人违反上述义务的，将承担法律责任。
关于“擅自”，主要是指没有经过委托人或受益人的同意，具体视信托文件约定。如信托文件没有特别约定，则根据受托人应当为受益人最大利益服务的信托法理，受托人应经过全体受益人同意的行为才符合规定。如信托文件有特别约定，则受托人以信托文件约定方式得到委托人或受益人的同意即符合约定。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指“擅自”，不是指没有经过控股股东、上级主管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的同意或批准，即使经过上述单位同意但没有经过委托人或受益人的同意，仍属于“擅自”。
关于“运用”，主要指管理、使用、处分等各种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运用一词首先其外延十分广泛，一切涉及信托财产的管理行为都可以被包括在内，其次其属于中性词，不像其他的刑法条文采用“挪用、占用”等贬义词，所以该条规定的行为方式较挪用、侵占等刑法条文范围更大，意味着该条对信托财产的保护规定了更为严格的行为标准。
（二）《刑法修正案（六）》第12点之不足：
1、某些用词不够严谨
该条虽然在保护对象中明确提到信托的财产，但是在犯罪主体中没有明确提到信托公司，这至少有以下两点不足：第一，犯罪主体没有提到信托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信托公司的警示作用。特别是信托一直处于私募的状态，社会大众甚至司法机关对于信托公司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人性质可能认识不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或误导社会监督和司法监督。第二，在犯罪主体没有提到信托公司却在犯罪客体中明确提到信托财产，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信托的准入机制，容易给人造成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天然都可以经营信托的错误观念。这种观念不仅违反信托相关法律法规，而且会进一步削弱信托公司应有的专属市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