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袭的行政与创新行政的冲突。中国社会的不断变革与发展，要求政府的行政不因袭于习惯与经验，墨守成规，率由旧章，而需根据日新月异的事态衍化，本革新精神，积极努力，自动奋发，不断创新。应由被动到主动，而非深居官署、养尊处优。 ·人治的行政与法治行政的冲突 。传统行政最大的弊端之一在于“以意为治”的人治，所谓“以权代法”以言代法，随人定法，法无常势，管理依领导者的好恶、情感为取向，政府行政缺乏规则。在社会大变革的今天，人治行政将行政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和政府行政权威的危机。
（2）全能政府与行政权力的危机
在改革之前，中国是一个行政权力统治的时代，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全能的政府”。政府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实现高度的控制。政府直接控制生产’交换、分配的每一个环节，政府行使了资源配置，收入分配方面几乎所有的职能。人们习惯用行政－经济－社会高度一体化来形容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
这种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的管理体制直接导致：
·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社会创新动力的缺乏；
·政府体制的官僚化倾向；
·寻租与政治腐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实行，这种行政权力占统治地位的行政管理体制显然遇到更严厉的挑战，这种体制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系列制度上的冲突：
·计划与市场的冲突；
·集中与分散的冲突；
·微观管理与宏观管理的冲突；
·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的冲突；
·部门管理与行业管理的冲突；
·法治管理与人治管理的冲突。
上述的冲突，意味着必须对权力体制进行革命性的变革。
（3）行政国家的危机
全能政府、权力集中所引发的中国行政的第三次危机在于膨胀的机构，人员的臃肿，财政的危机。
·急剧膨胀的机构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曾多次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严格控制机构设置的数量，在控编、消肿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有资表明，目前全国省级党政机关的厅（局）级机构多达2100个，平均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一百多个，超过中央编委规定的机构限额15个左右，而全国地区一级党设机构平均设置50多个，地级市65个，县一级45个。我国目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常设机构，超限总数高达3万多个。
在常设机构之中的内设机构也是无法统计某地区常设机构是29个（这在地区一级中是较少的）但在29个工作部门之中竞有236个内设机构，人员比例占地区行署干部的43％。
非常设机构之多在中国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有些省市的非常设机构有130个之多。且许多非常设机构在实际上已经成为常设机构。
事业单位盲目发展。以安徽省为例，1983－1988年，全省事业单位由31009个增加到48484个，人员由50·6万人增加到67·27万人，增长33％。
机构升级成风。近两年来，全国各地机构升级蔓延成风，有县升市的有县级市升地级市的 ，处级单位升厅（局）级单位的，甚至非常设机构也要求升级。机构升格、官员升级、待遇改变，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急剧膨胀的人员
据统计，1979年全国靠财政预算支付工资的人员为1500万，到1991年已增加到3400万每年均以100多万人的速度增长。我国现有在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加上编外人员和各种翻牌公司的人员1，机关人数多达4000万。这么一支庞大的机关人员队伍，也是世界奇观之一。
在这支庞大的机关人员队伍之中，超编现象十分普遍，从全国情况来看，县以上各级党政群机关超编约60万人，县级超编30万人，乡镇一级超编214万人。多数省份超编，有些超过50％
具体到地方，情况依然如此。
以山西省为例，1990年同1984年相比，省机构增加54·8％地市处级以上单位增加87·4％、科级以上单位增加94·2％，省直机关处级以上单位增加60·9％，到1990年，全省财政供养人数由1985年的63万人增加到91万人。1987年－1990年，全省党、政、群、事业机关超编率分别为41·5％、34·6％、39·3％、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