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就是以毛主义形象呈现的中国革命记忆最能提供给当代的启示。如前所述，文革时期的毛主义把地方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但它是源於中国革命史上更早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构想，后者把地方和国家脱，并认为地方社会的首要工作是摆脱和反对民族国家。因为毛主义重地方社会程度的自力更生，故包含了地方自治的理想。它的产物众所周知。特别重要的是在地方社会层次实现工农业结合制度化，为毛泽东时代以及毛后时代的中国创造独特的社会布局，这解释了为何中国社会与其他早期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在向资本主义世界系统开放之时，能制衡资本主义破坏社会的力量。这种社会布局的成功实有赖於革命时代的经验，虽然它或会制造腐败和滥权的条件，这在今天叫人忧心忡忡，但它也培养自力更生、集体活动和地方政治领导和民众间紧密合作等习惯。
虽然北京当局仍握有控驭力，并迅速把中国社会圆满发展的功劳往身上揽，但这些成就其实主要应归功於地方社会自求多福的能力，这点耐人寻味。若把北京共产政权和中国地方社会孤立起来看固然不妥当，但作一个分析性的区别亦不无助益，我们可藉此看到中国两个相冲突的发展范式。一个是以政府为核心，保障共产政权和它栽培的新生管理阶层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中占据要津，但它除了造就极权国家资本主义以外就无甚裨益。另一个范式则建基於地方社会之上，承接早期地方发展以人民福祉为先、国力为次，并指向民主社会主义的革命遗产。后者在政治上激进之处还在於，尽管它明显不是排斥国家，但要求重拟国家的领土范围（体现於新地方分权主义的主张）和势力范围。换言之，它提出重新思考国家的界限和责任，对抗现政权界定的国家权限并以此为其合法性的主张。
由於现政权倾向采纳它的革命遗产，而舍弃其反革命极权倾向，换句话说，中国社会不但继续提供一种挑战资本主义霸权的现代性的不同选择，而且亦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国际关玒格局制造的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法。也许毛主义构想的遗产在中国最显而易见，但在世界各处的地方运动中也可见其踪影。在第三世界地区（从印度到恰帕斯），自力更生的主张巩鼄地方社竤、抵抗资本肆虐；除此以外，它在第一世界社会唤起人们记忆中生气焕发的社竤，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虚幻社竤（virtual commnuity）分庭抗礼。或许文革未必称得上是唯一（甚至最忠实）根源於中国革命史的毛主义构想的代表，但它有声有色地向世人展现了这种构想的力量，将萦绕往后好几代人的记忆，这足以证明它堪称世界历史事件。然而，它不只是一朦胧的记忆而已。我们可能会试图把它的记忆驱散，但它是挥之不去的，因为在历史现实中，它回答的问题是我们遗产的一部分。不论喜欢与否，每当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时，它就与我们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