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种观点看，中国文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原来针对的那个造成各种问题的世界，已逐渐被另一个由当代资本主义的变革力量主宰的世界所取代，不管是第一、第二或第三世界的批评者，对於出现这种情况都始料不及。文革是对抗帝国主义或抵抗第一世界宰制第三世界的革命的产物，它针对的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但当资本主义的第一世界已在创造新的国际关玒以及相应的社会和文化关玒时，这些问题也就显得无关重要了。毛泽东思想中的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间的矛盾，在它们被道出之时已被纳入后现代主义的世界概念中，这些概念自其时起便证明在包容矛盾方面有极大能力；因此，当激进派仍在为如何适当对应资本主义的过时概念争论不休时，商界已能运用毛主义策略来制定力场计划。
不管是思想失败也好，实践失败也罢，文革期间出现的毛主义的消亡，不光因为它是一种失败的革命思想，更因为推陈出新的资本主义世界已和当初产生毛主义时大相迳庭，使毛主义日渐脱离现实。文革毛主义今非昔比，不再被视为对未来的解答，而只是过去的璭延残喘，被现代世界超越而变得毫不相干。
文革——或者说得更准确点，文革挪用的革命毛主义——对现代有没有启示？我认为有。今天背弃毛主义对现代性的选择，是整个扬弃以激进选择替代资本主义趋势的一部分。我们不要忘记，虽然由於资本主义的内部演变，使得早期社会主义针对其宰制地位所提出的挑战丧失意义，但资本主义仍旧是资本主义，它的这些演变又制造了（并仍然继续制造）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有些自有资本主义出现以来即存在，有些是由资本主义的新生产和组织方式所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当下作为它们的出发点，但这并非说过去对於当下没有启示作用，重拾早期的革命挑战是克服资本的意识形态霸权不可或缺的。但过去的重要性不仅在於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毛主义对於社会的革命性构想（前述毛主义提出的关於地方社会的根本问题），尤其可能出乎意料地有助我们解决当今资本主义的问题。
近几年世界各地的激进活动纷纷转向，从原来强调民族国家转而?重地方运动。激进活动转向的原因之一，自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於解决社会问题一筹莫展，叫人理想破灭，然而，这一理想破灭本身却是资本主义和前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对国家丧失信心的其中一环。尽管民族国家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已经消亡，但在过去二十年来，各国急於摆脱以往为造福人民而肩负的责任。除此以外，国家与跨国资本主义的勾结日见露骨，国家再度毫不忌讳地充当资本利益的促进者，有时候还把它们自称代表的民众利益置诸不顾。各地的国家?私有化?过程程度不一，视乎民众的抗拒能力而定，这种私有化代表一种世界大势，冲击?以往民族国家捍鼄公域抑制私利的概念。这同样是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产物。在此意义下，社会主义国家自1980年代末期的没落（破私立公的最极端形式），可视为世界进程（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部分。
以往，国家在跨国资本主义势力和地方社会需求之间，扮演?中介斡旋的角色，而?公共国家（public state）衰落的其中一个副产品，就是上述功能的削弱；因此地方社竤要比以往更直接地面对世界经济的需索。换言之，近年来地方社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单是因为对国家或国家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失去信心所致，还因为跨国资本的运作打破了地方社会原来闭关自守的状态，利用它们来达致目的，而当这些地方社会再无利用价值时就弃若敝屣。正是这种资本运作塑造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地方面貌。地方社会必须自求多福，摆脱对国家的依赖，方为对应之道。这对於孕育地方运动是相当重要的。我不是说地方运动全然专注地方事务就能成事。要有效抗衡资本的世界力量，地方运动就必须缔结跨地方联盟（不只是在国内，而是跨国界地进行）；身处世界资本主义的环境，或许任何一地（比如美国或中国）工人的福祉都要比以往更息息相关。但是，面对新的形势，要釜底抽薪地保障人民的福祉，就必须以地方为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