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此指出，若要对文革进行真正具批判性的评价，就必须认识它的历史真实性，即认识它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的意义，以及它随?这些历史环境变迁而变成一桩遥不可及的历史事件，只剩下各种恶行和压迫的记忆。但要批判地理解文革，毋需把对当代人有意义的记忆都抹掉。事实上，这样做不但妨碍了批判地理解文革的需要，也妨碍了批判理解过去和现在对於思考它的方法。对於文革蒙难者来说，要求他们以批判的态度思考它是太强人所难，但这只是当代人要完全贬低它的记忆的部分原因。在道德或政治层面谴责文革的大不乏人，过去二十年来他们沆瀣一气，当中有曾参与文革、无论在思想和罪行上都脱不了关玒的中国人、忘掉了自己曾经多么醉心文革的外国人，还有许多人把这历史弄得俗耐不堪，以作为风行世界カ场的商品。意识形态和消费式揭秘心态的诡异结合，使得任何对这事件稍有见识的论述均欲说无从，遑论有批判的见识的著述。我不想在此分析过去二十年关於文革文献的转变（不管它如何重要），只想提出一个问题，为甚么二十年之前曾被激进派、保守派都视为革命（和发展）成就范式、为之喝?的文革，现在竟受到如此指责和贬斥，无法为当代提供启示？我故意给这问题以抽象和思辨性的答案，盼能抛砖引玉，激发更多有关历史记忆的讨论，但这答案也作出承诺，把有关中国革命的批评从现今遭知识界贬斥而湮没的境况中挽救出来。
今天文革似乎已无关重要，那是因为它针对的问题已无甚意义。这点在前文论述它关注的首两件事情中显而易见。当年文革出现的意义重大，它对抗无可避免的?非激进化过程，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或一般革命）史上的突破。当今天社会主义和整个革命政治理念都被丢到过去，革命政治的突破就变得不?边际，更遑论其历史意义。关於文革作为第三世界政治复兴的体现也大抵相同。在1960年代文革的历史环境中，第三世界理念在国际政治话语中举足轻重。今天，第三世界已谈不上是一完整理念，更不用说是甚么承诺，提出以革命的第三世界方案替代公认的发展范式已无可取之处。第三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正急於为自己披上第一世界的外衣（与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主张相反，现在已没有第二世界可言了）；尚未进入发展中经济国家之林的第三世界社会，现已弄得乌烟瘴气，显然不靠外国援助就难以求存。
上述转变并非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而是国际关玒转变的结果。我曾在另文说过，我们所知的整部社会主义史，无非是第三世界史，必须透过它们与资本主义内在演变的关玒来理解。殖民主义（以及针对它而出现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其中一个阶段的产物（尤其在第三世界）。虽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模式仍然屹立不倒，但当代资本主义所追求的世界关玒，已跟从前产生第三世界或试图牵制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迥然不同。资本主义这一新阶段（管它叫世界资本主义、晚近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弹性生产或积累）的出现，使早期世界关玒的概念和由此得出的剥削和压迫关玒变得与现实脱节。或许欧美跨国企业仍然主宰世界经济，但他们当中加入了原属於第三世界的新成员。或许宰制世界的大国仍然存在，但当民族国家的许多势力（包括人员和文化上）已被跨国企业所取代，如今再大谈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已不比以往能那么理直气壮了。而在此中最重要的是，以往眼於国内力场的发展范式，已被重视出口、发展跨国经济的范式所取代，侈谈民族经济自治已无甚意义。以前与资本的经济运作密不可分的民族国家，现在却被视为这种运作的障碍而受到抨击。资本仍然主宰一切，但已被置於一个不同的系统下，这系统追求包容而非排斥。
这些资本主义内的结构演变将产生它们自己的文化革命，这就是本文题为两个文革的原因。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和哈维（David Harvey）等理论家最先指出，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要求和生产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可以信手拈来以后现代主义一词概括之。这是另一场文化革命——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正巧和中国文革同时发生，尽管当时没有人注意到它的恒久意义。现在来做个事后诸葛亮，回首前事倒也饶有趣味。正值文革爆发、高唱其发展政策之际，台湾和南韩分别在高雄和马山设立出口区。或许当年批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激进派没有想到，拥有发展前景的是后者而非前者。但事实却是如此。而且在这些以出口区为代表的出口型经济体系蓬勃发展之前，提倡经济发展的民族自治的呼声已销声匿。不消说，这些经济特区之所以成功，归根究柢是仰赖日新月异的科技，使生产活动得以跨国进行。也正是这些科技使资本主义中的新文化革命得以成功，其核心是它选择充当影像和资讯生产者，而非商品生产者（商品仍需要生产，不过是在第三世界地区，第一世界则担任设计世界的智囊团）。资本主义文化革命在思想层面生产的正是文化本身，而不是以生产文化为手段来达到其他目的，比如社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