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要强调毛主义制度构想中一个受到经济效益观点批评、却对社会和政治组织仍然影响深远的层面，那就是坚持农业和工业结合，为的是要克服农业和工业（或乡村和城カ社会）间的结构分歧，这种分歧似乎是现代社会的特质。这是1958年惨痛的大跃进的制度改革之一，然而，一如毛主义发展思想的其他层面，其根源系於中国革命史。虽然共产党人寻求这种结合，是出於延安革命年代的需要，当时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实行自给自足，但这种构想最早出现於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无政府主义著述中鼓吹的中国激进思想（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著述的启发）。必须注意的是，在无政府主义著述中，工农业结合建立自给自足地方社竤这一概念，和塑造全能（兼可胜任脑力和体力劳动，藉以消除劳动分工造成的阶级分歧）同出一辙。不用说，对於拒斥民族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首要目标是要避免在重新肯定社竤的价值时出现现代工业社会的异化现象。当它被纳入毛主义的发展思想，这些无政府主义理想也就和民族自治和发展的策略联系在一起。
即使是这样，无政府主义者把国家和社竤对比，可能会告诉我们有关毛主义对社会的概念和它们所包含的矛盾。自力更生（这些制度革新可视为其体现）是一有多重意义的理念。它的目标不但是要藉自力更生来达到民族自治，还要做到社会各层面（下至地方）均能自治（这点在强调比较利益（comparativeadvantage）的经济学观点来看是堪以为忧的），以使地方社会自力更生，无须依赖外援，文革时代以山西大寨的成就为表表者。然而党官僚集团大权在握，可依照它眼中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利益来调度资源，这就和自治社竤的构想相牾。自力更生不但是一种达致民族经济自治的手段，也是建立社竤的方法。它的乌托邦理想，吸引了那些本来对中国民族主义缺乏兴趣的人。
所有这些承诺都有缺陷，特别是在权力不平等的情况下，文革最终不仅没有将之消除，反而使之恶化，但这不是本文要处理的事情，我在此更关心的是这些毛主义思想对世界各地人民有甚么吸引力。文革毛主义提出的发展范式不但解决了新兴后殖民社会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兼顾凝聚社会的窘境，它似乎还解决了经济进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遇到的异化问题。无怪乎文革产生了一套关於发展的新激进理论，这套理论为了落实参与发展和民主管理的理念，不惜牺牲经济效益。因此，我们毋须惊讶文革为何能吸引那些原来没甚么理由会认同其革命目标的人，吸引那些从文革的社会成就中看到促进社会凝聚的新方式及落实社会目标的承诺的保守派。
当代视野中的文革
在我提出以历史角度评价文革的当代框架之前，先要厘清我对文革的概念。若根据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官方对文革的时间划分是一历时三年（1966-1969）的事件；若按照毛后政权的官方观点，却是?十年动乱?（1966-1976）；我把文革理解为一历史事件所采纳的材料，则超越官方所划分的时间范围。这甚至可能提示出我在指向文革发展政策的革命根源，把文革变为整个中国革命的具体表现，这其实就是文革本身的主张。也许特别在后者上能看出，我赋予文革的历史意义不过是重复文革以往的主张而已。
我曾在另文解释过为甚么我认为以1956至1976这二十年为期来观照文革才算恰当，因此我不再赘言，仅想指出这种分期法旨在指出文革有其历史脉络，或者说1966-1969或1966-1976年间发生的种种事情，早在1956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后浮现的问题中已有?可寻。但我认为文革最淋漓尽致地阐明了这些问题，并在全瞴凸显它们。正是透过文革对这些问题的阐明，毛主义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发挥遍及世界的影响力。
关於文革和整个中国革命间的关玒也可作如是观。与文革派的主张相反，文革并非中国革命的极致表现，不是革命产生的唯一革命选择。在革命视野中，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有不止一个毛主义，而且文革宣扬的某些毛主义的意向，和中国革命初期同属毛泽东政策的其他意向相颉颃。对毛泽东的接班人来说，文革显然违反了中国革命的初衷。然而，从它倡导的政策中，文革表达出和中国革命史同样悠久的主题，有的甚至超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本源。而文革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事件，是因为它以阐述这些主题来获得其意义和独一无二的特质，这点有商榷的余地。若失去了这些赋予它合理性的中国革命根源，文革充其量只是共产党领导层的权力斗争或统治者的过失。这也许说明了为甚么毛后时代领导层试图把文革和革命史截然分开，因为他们要在否定文革的同时，维护中国革命的合法性。相反，这亦是海内外中国反对派企图把文革和整个中国革命挂的原因，他们不但要质疑文革，并希望藉此动摇整个中国革命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