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提出这篇文章的意义，并不是因为它向工业社会宣战，亦不是它对农业社会的强调，而是它表达出第三世界社会在非殖民化过程中而得的授权（empowerment）意识。这一授权意识在各色各样的发展意见被提出时显而易见，却难在资本主义或苏式社会主义发展策略中找得到。毛主义的发展范式也许是各种发展概念中最强有力的，它在新民族解放斗争中为新生政权寻求振兴经济力量时显著地表现出来。这种范式提出∶（1）发展策略需以国家全面发展为出发点。（2）要实现前一点，就必须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delinking）。
第一个前提早见於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玒〉，文章呼吁要注意全国?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矛盾。第二个前提则在文革年代强调自力更生、避免在物质或思想上依赖外国时已清楚表明。其分析假设是根据第一个前提的逻辑，它指出如果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不免以此世界体系的经济需求为依归，而忽视国内的经济需求。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毛主义前提与中国革命渊源深厚。关於国内经济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果，早在1920年代已为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密切关注。这些前提在1960年代再度被提出，对第三世界发展思想影响深远，在这方面，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亚敏（Samir Amin）的著述可谓其典范。
这个新发展范式除了结构上的意义外，最后还提出隐含深邃社会意义的实质问题，这与当前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社会的关注相呼应。像自力更生这种毛主义发展思想中心的口号，不但指出要避免依赖外援，也呼吁人民积极参与发展过程。这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早期发展（资本主义或苏联式社会主义）概念中竤众被边缘化，针对这一情况，在自力更生的概念中，人民既是发展的驱动力，也是发展的目标。按此路线构思的发展，不再由专家当家作主，而是以人民为发展过程的核心。要落实这套过程，必须把集体价值置於私人价值之上，因为合作和日常协商对达致社会目标是攸关重大的。政治上，这过程需要以日常原则来参与集体决策，为草根阶层通过民主方式参与社会生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契机。劳动人民（即大多数人）亦要负责管理他们的生产活动。坚持自力更生所依据的基本前提，是承认人民主体性和他们能够按照社会目标来管理自己的主体性。
以政治为纲（putting politics incommand）这一自力更生的状况，意味公共价值优先於私人价值。能够绝对做到公优先於私的人，必须能从内心克服会导致个人主义的社会差别，不管是阶级和性别差别、劳动差别、专家和非专家的等级差别、以至最基本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差别。要塑造这样的人一方面要有恰当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由於社会转化和文化转化间存在对立，所以个人也必须致力达到文化上的自我转化。因此，我们需要促进人民福利的社会机构，并确保人民忠於集体机构，但这又需要献身於恪守承诺而不会占这种机构便宜的人。最后的一种需要，不但解释了发起文化革命的原因，也解释了文革教育政策的方向。
文革结束后，这些政策在国内外均受到批评。对於文革的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批评自然有其道理，但批评时必须慎重思考所持的论据。我认为最不相干的论据是认为文革妨碍促进现代化的教育，说它不相干不是因为它不正确，而是因为它评断文革政策所持的标准本身就是文革批评的对象。文革为了抗衡世界银行式教育（或为了成就资本主义经济世界的教育），提出自己的一套教育理想，以帮助建设它憧憬的美满社会。如果要指责这一种教育理想，不可能不先指责贯穿其中的社会理想，这当然与矛头指向文革的批评大大有关。若要以一种较不涉及意识形态成分的进路来研究这问题，则会使我们以违背文革的前提来判断其教育政策，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文革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想要达到美满生活必须有适当的学习和教育方式（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这可能为人们所忽略。
另一方面，专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把它模糊的（和庸俗的）社竤和文化概念强加在社会上，在这种情况下，文革倡导的社竤教育政策能否贯彻是另一回事。我想，这是普见於文革政策中的一种基本结构矛盾。不过，值得深思的是，虽然文革教育政策未能落实它们背后的社会构想，但却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为毛后时代政策的成功作出贡献；即以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塑造有才干的民众，解决地方问题并参与地方发展（这和大多数第三世界社会自上而下的文化处境大相迳庭，在第三世界，地方社会依赖集权中央的指导，而这些指导趋向迎合国际需要，而不是?眼於近在咫尺的内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