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涵盖面扩大，或许证明了文革对知识界（甚至包括那些不再把这词稪视作历史事件的人）的影响，不过，回溯这个词在当时历史环境的具体意义仍是很重要的。文革凸显了社会主义革命中三个需要确切说明的重要问题。第一，它挑战社会主义革命（和一般革命）在制度化后不免非激进化这一公认的想法。这种想法源自苏联（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早期经验，指出一旦参与革命的一代凋零后，革命便会沦为例行公事和官僚作风，从而丧失其对抗权力迫切所需的乌托邦理想。当年文革正是驳斥这种思想的运动。这点不能和早期（如1920年代苏联）为社会主义创造合适新文化的做法混为一谈。虽然它和苏联的先例有共同目标，但文革创造新文化所持的理想，在於竭力阻止革命非激进化?。
第二，文革期间这一关注达到高畃，因为文革是对抗原来革命的另一场革命，这大大帮助了中国向全世界推广她的社会主义模式，用以抗衡原来的苏式社会主义，为世人渴望以民主社会主义来对抗独裁社会主义提供答案。文革试图为新社会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它运用的方法空前激烈，因为塑造新人的目的，是要对付新政权本身颟顸的官僚主义。文革以打倒旧文化为目标，但却以质疑共产党官僚体制的新?革命?文化为手段。由此看来，它的目标是真正革命性的，不只直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政体，也对抗社会主义统治集团。在各地人民厌恶官僚化的情况下，这目标获得各方回响，官僚化的特色似乎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表现中得到现代性。文革的反官僚主义和反精英主义，是促使新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重要因素，而新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是要摆脱早期共产主义的政治模式。
最后，文革把马克思主义中关於文化与新生产模式（以及扩展至政治和生产模式）关玒的新概念凸显出来。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假定新生产模式和新文化之间存在关连，但语焉不详，比如，到底是新生产模式创造新文化，还是文化领域中的独立性（autonomy）造就新生产模式。由於共产党内激进派（由毛泽东领导）不满1956年建立的新生产关玒的文化影响不彰，遂决意把革命向前推进，他们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决定把新一轮的革命活动锁定在文化领域。在此过程中，文化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程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用语），以使文化能够承担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任。在这情况下，文化中被认可的独立性不管是来自中国固有历史遗产、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导的游击战革命遗产、或是处理社会主义革命后果的理论（亦是此理论赋予社会主义革命合法性）的必然结果（换言之，社会关玒的物质转化无法自动产生新文化），都无关宏旨。结果很清楚∶形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角是文化转化，而不是社会主义转化的作用。这种文化独立性和经济或社会独立性的对抗，和1960年代全瞴发生的蜕变相共鸣，这点以下会再论述。在此只需说∶与从经济或技术角度理解的生产模式的机械式转化相逆，它极为强调革命的政治和思想层面的重要性，这导出一种异於以往现代化假设（包括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新的行动方向。
如果光以文革和共产革命史的关玒，并因此从第一和第二世界的斗争这种二次大战后的社会学观点来观照文革，那是不足够的，因为或许是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中（即使在共产革命胜利后）的暧昧地位，赋予文革具体历史特质的。若以其社会主义革命史来看，她属於第二世界；但若以其与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玒来看，她却又处於第三世界。有一点必须谨记，文革和第三世界独立是同时出现的，而在1970年代毛泽东受地缘政治启发而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之前，文革和殖民地世界在意识形态上是相一致的，两者都以对抗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和苏联式社会帝国主义?为其根本。我认为农村式第三世界和都会式第一、二世界对比，无论对文革社会主义的新出发，或对其革命进程的思想主张都相当重要。
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必须被看为文革的重要文献之一（尤其是今天看来它似已不合时宜），因为它具体表现出新兴国家对於工业资本主义的敌意和对社会主义世界的热望，并和民族解放斗争（这到目前为止以中国最成功）思想相呼应。但它是否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革命论点（此为其理论基础）中找到思想依据并不重要，尽管它衍伸出有关第三世界社会主义（首见於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推论是尚可商榷的；重要的是，林彪把中国革命（以农村夺取城カ）的范式套用到世界各国上，并突出这种革命经验的基本意义∶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对抗，是国际要关注的首要事项。它透露的讯息意味深长∶在解决世界问题之前，必须先解决农业社会问题；正如要解决某一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问题前，先要解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经济问题。但这讯息却不幸被文章的敌意盖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