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易的主张虽正确但没有实施办法而遭到鲍罗廷和中共党人的反对，从而陷入绝望的境地。罗易赴华执行监督一个充满矛盾的决议，且赋予他“很小的权力”，使他“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上。”[24]（P58）这是共产国际的政策给罗易带来的悲剧。
代表们的窘迫也就是共产国际的窘迫。但同时，共产国际的指示是矛盾的，但有时权威的。
大革命紧急时期，鲍、罗之间在中国革命策略问题上的争论，从本质上讲是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本身所含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罗易、鲍罗廷的主张谁也没有违背共产国际的总路线，是在共产国际制定的总的格局内进行的。鲍罗廷为维护共产国际要求的统一战线，是不惜代价的；罗易为完成他的赴华使命，在呼吁中共推行土地革命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他们回到莫斯科后，罗易曾要求与斯大林见面而遭拒绝，甚至险些丢了生命；鲍罗廷则被看作“是一个被打败者回到莫斯科的”[25]（P269），而受到嘲弄。
鲍、罗“悲剧”发生的原因，在于“共产国际试图在离开中国数千里的地方，制定政策指导象中国这样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国家的革命，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的冒险。”[26]（P54）何况是在大革命时期，时局瞬息万变，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和时间的不允许，他们不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研究中国的国情。共产国际由他的驻华代表那儿得到的也只是些充满矛盾和令人迷惑的报告，而依据这些报告所制定的政策，有时还未下达，情况又急剧的变化了。这些指示有时含混不清甚或相互矛盾，就不足为怪了。中共党人“勉勉强强地跟在事变后面跑”[27]（P513），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罗易是共产国际首席代表，但他并不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最重要代表；鲍罗廷不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首席代表，但他比罗易更能代表共产国际和苏联。以陈独秀代表的中共中央不能不考虑两个共产国际代表的主张，于是动摇于鲍、罗之间而又倾向于鲍罗廷。这一政策就是对武汉政府充满幻想和追随武汉政府压制农民革命。在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表现为动摇，表现为追随主张取消土地革命、向国民党让步的鲍罗廷，丧失了挽救中国革命的最后时机。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政策，不仅没有集中革命力量，反而瓦解了革命，最终导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三）作为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自身具有过浓的文人气质，缺乏必要的复杂政治斗争的经验，同时他主观上存在着“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思想，并且客观上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以上因素致使他在大革命中犯下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陈独秀身上，较多的暴露了文人与政治家的矛盾。他的身上色彩太单一，当他的角色位置发生变化后，他的主观情绪、言行举止却不能立即转变过来。他以思想启蒙者的身份从事政治领袖工作，这注定了他非失败不可。”[28]（P192）
陈独秀也缺乏一种政治家的韬略和胆识：在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中打点折扣而不让其察觉，在支持党内同志的某些强硬做法时而不在国民党面前流露出半点声色。可惜，陈独秀没有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
就陈独秀的个性而言，他性格倔强，清高自负，还略带一点封建家长的习气。不过，他有是一位心地纯洁、表里如一、学究气很浓的人。他不善于耍权术。在党内，他虽年长，曾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叱咤风云的战将，但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他却是一位幼稚的孩童。
陈独秀对大革命的失败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单责任主要不得于他“幼稚的理论”，而在于他“幼稚的斗争策略”或“幼稚的领导艺术”。
陈独秀既是一位给人以雷电般刺激的思想启蒙者，又是一位被历史推向前台的政治家；既是一位冲锋陷阵的勇猛斗士，又是一个政党的领袖。复杂的中国社会赋予他以复杂的使命。作为前者，他的才华得以充分表现，成为耀人眼目的明星；作为后者，他常常力不从心，勉为其难。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选择了他，很快又抛弃了他。如果在正常的社会机制里，这本属正常，然而他却生活在那个不正常的时代，因而他的结局就带有更浓的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