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内在原因
以上主要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二次北伐和危急关头四个方面论述了陈独秀同共产国际代表们在大革命后期的相互关系及所犯的错误，下面将探讨一下错误所产生的内在原因。
（一） 共产国际是“老子党”，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是“苦力”，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导致了决策上存在着不切实际性，执行上缺乏独立灵活性的弊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就处于一种不正常的却又是合法的规范之中。这种关系使日后的大革命失败潜伏着隐患。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有义务遵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在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违背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而另搞一套，这是共产国际纪律所不允许的。所以，每当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意见不统一时，最后都是以中国共产党服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统一起来的。
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国际代表对于中国社会及各阶级相互关系的认识不足，在关于如何保持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独立性，争取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如何发展共产党独立的武装以及进行土地革命等重大问题上，是存在着错误的。这些错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形成，应该说是有直接关系的。
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阶级力量对比悬殊造成的，陈独秀本人有右倾错误，但“万方有罪予一人”是不公平的，陈独秀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共产国际来承担，“如果当时不是陈独秀担任党的总书记，或者没有陈独秀的错误，大革命的失败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19]（P37），而且恰恰是陈独秀对当时共产国际“老子党”式的瞎指挥，对当时群众运动中确实存在着的乱打乱杀的严重“左”倾错误等都进行了抵制和反对，这是有很大功绩的。不过，他的抗争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应当对其加以肯定。
（二） 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实现北伐胜利，殚精竭虑，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又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最终没有能够挽救濒于失败的革命。
共产国际代表们的策略有两大致命伤：一是倚重国民党、轻视共产党；二是代表们策略之间的相互矛盾。这两大致命伤不是哪个代表才疏学浅所致，而是反映了共产国际的自身困惑。[20]（P89）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进入紧急时期，全国政治局势由南北政府对峙变成武汉、南京、北京三足鼎立。面对新的形势，中共党人应采取何种斗争策略？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和苏联派驻中国指导大革命的代表鲍罗廷和罗易之间的主张发生了很大分歧，为此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直接影响了中共中央当时的革命策略，从而对大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鲍罗廷与罗易的分歧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是对第二次北伐、土地革命和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上。
早在1926年底共产国际召开的七次全会上，就曾作出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其中心思想是既要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又要保住统一战线。
“保全统一战线与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并举，共产国际给中共出了一道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21]（P189）
共产国际的难题首先难住了派往中国的代表们。鲍罗廷为保全统一战线不得不放弃土地革命。鲍罗廷的主张是：要倒蒋就要把国民党左派留在统一战线里，而要留住国民党左派就不能马上开展土地革命。鲍罗廷的用心良苦。
1927年初来华的罗易却力主两全其美。罗易批评鲍罗廷的主张“立即北伐意味着小资产阶级在某些军事领导人的压力之下将转身逃跑，抛弃群众这等于背叛农民，背叛上海、广州和武汉的无产阶级，背叛那些经受苦难、牺牲自己去获得胜利、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的群众。”“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就意味着我们在整个战线放弃自己的阵地。”[22]（P235）
罗易的论述是有道理的，但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执行办法。蔡和森对此有这样的评价：“罗易同志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贵的，只可惜没有出办法，每次开会都象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以我看来，老鲍是有办法而无原则，罗易是有原则而无办法。”[23]（P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