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对待第二次北伐问题上，共产国际代表们激烈固执的争论及陈独秀缺乏主见的执行让刚受白色恐怖打击的中国革命又一次严重受挫。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东南各省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当时的武汉政府面临严重威胁，奉军在北、川军在西、粤军在南、蒋军在东，反动势力从四面八方包围武汉地区。时局动荡，外资抽走，银行关闭，一些商人和资本家也匆忙将黄金、白银运往上海。物价飞涨，粮荒愈演愈烈，武汉地区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当时的汪精卫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已丧失信心，他说：“共产党员要我们同着群众跑，但是群众在哪里呢？他们所夸奖的上海工人力量，广东和湖南的农民力量在哪里呢？这种力量是没有的。你们看蒋介石没有群众，却能巩固他的地位。要我和群众跑，就等于去反对军队。不，我们没有群众还好些，我们要同着军队跑。”[12]（P83）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冲破敌人对武汉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武汉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北伐，以加强其地位。
对此，鲍罗廷是坚决支持的。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于强大，我们目前无力进攻上海。与其在进攻上海的冒险中被帝国主义、军阀主义和资本主义联合势力将革命“象太平天国起义那样被粉碎”[13]（P398），不如进行北伐，在西北建立根据地更稳妥。所以鲍罗廷是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的，并警告中共说：“若不早为之，所行我们的一切皆要失掉。”[14]（P78）
而同为共产国际代表的罗易则强烈反对第二次北伐。他认为，当时的形势下进行北伐，是“新的军事冒险”，是在“寻求廉价的军事荣耀”，是武汉政府转移群众视线，摆脱群众影响的“阴谋”。[15]（P39）鲍罗廷支持北伐经营西北的理论，是出于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恐惧和对人民群众力量的不信任，是“投降主义”的理论，要坚决反对这种旨在“加强国民的军事力量而摆脱群众的影响”的对革命不负责任的第二次北伐。
在罗易的强烈反对下，鲍罗廷在争论中曾一度失势。因为罗易成功地说服中共党人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于192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了正式决议。但仅仅在两天后，中共中央又否决了这项决议。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和苏联同意鲍罗廷关于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设想，且把经营西北的希望寄托在与冯玉祥会师中原上，“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16]（P170）从而失去了一次挽救大革命的机会，也就导致了罗易在争论中的最后失败。
历史的发展表明，支持第二次北伐是中共决策上的失误，对此鲍罗廷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国民革命军刚登上北去的征程，武汉国民政府便趁后方空虚之际大肆进攻革命力量。而冯玉祥率部挡住了通往北京的道路，反而掉过头来劝武汉政府领导人与蒋介石握手言欢，并建议镇压共产党人。鲍罗廷的北伐梦破灭了。“鲍罗廷虽是北伐问题争论中的胜利者，却是现实政策推行中的失败者。”[17]（P78）而作为中共领导人的陈独秀在争论中没有积极发表意见，缺乏主见，致使错误路线的执行。
（四）在革命形势处于危急关头时，共产国际代表们对汪精卫武汉政权丧失警惕的轻信及陈独秀右倾消极的妥协使大革命最终失败。
1927年4月5日，《陈独秀、汪精卫联合声明》的发表标志着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的公开化，其错误主要表现为：在上海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为丧失警惕性，造成“四·一二”惨案的发生；在武汉没能从蒋介石背叛的这面镜子中看清汪精卫的真面目，造成“七·一五”的失败。然而，这些错误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时局的错误估计是有密切关系的。
4月5日，汪、陈《联合宣言》发表。这反映当时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陈独秀存在着右倾麻痹。5月17日，湖北夏斗寅叛乱；5月21日，许克祥发动长沙马日事变，这实际上分别是汪精卫、唐生智反共的序曲。在整个资产阶级公开叛变革命的危机关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应是为了阶级的利益和自己的生存而奋起反击。但此时共产国际和陈独秀都认为汪精卫仍是“左派”。濮清泉在回忆陈独秀时也曾写道：“他说，……汪精卫高唱：‘革命的到左边来，不革命的滚一边去’。不仅我们认为他是‘左派’，连斯大林也认为他是‘左派’。他说与左派保持联合，不要过早闹翻了，这是共产国际即斯大林历次给他的指示。”[18]（P338）在革命危急关头，共产国际对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和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影响甚至制约着当时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主流思想。因此，面对蒋、汪的进攻，一致体现了右倾麻痹、一味退让、放弃斗争的态度，最终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