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共产国际再次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特别指示中共：隐藏武器不与蒋介石冲突。其恶果人们都已清楚。
蒋介石叛变以后，国际代表鲍罗廷等人不是想方设法掌握军队的领导权，或及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武装力量，而是大力扶持唐生智来对抗蒋介石，以致唐生智得以掌握武汉军事大权，为其以后镇压革命创造了条件。共产国际重视发展国民党武装和轻视发展共产党独立武装的政策，实质上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它不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形成影响极大，而且客观上也种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祸根。
（二）在农民土地革命问题方面，共产国际代表的脱离实际瞎指挥同陈独秀的摇摆难定不果断致使土地革命的开展错过了最佳时机。
国民革命时期，陈独秀口头上承认应没收土地，在实际中他又害怕真正地实行，并且反对农民运动的所谓“过火”和“幼稚”，力图加以束缚和限制。陈独秀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是与共产国际的政策相吻合的。
农民运动的兴起自然要发展成土地革命。北伐之前，共产国际提出过土地革命的口号，但当时全国还没有形成农民运动高涨的形势。1926年10月，农民运动兴起，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机日渐成熟。此时共产国际发给上海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却说：“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加强土地革命”[8]（P91），要中共制止农民运动的发展，以免引起北伐军民的反对。同年11月，中共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起草了准备递交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和中共“五大”审议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这个草案，一方面指出：“没有满足农民群众要求的农业政策，则国民党政权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整个斗争是要失败的。”另一方面又说：“中国共产党明显了解平民民主革命的完全成功，必须由取消土地私有制办法以根本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达到。但在平民民主革命的这一阶段，却以为尚未到提出土地收归国有口号的时机，因为此时中国解放运动的敌人乃是军阀买办和帝国主义者。若此时提出此口号，则将引起农民内部的内讧。” [9]（P91）[这个矛盾的观点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党的“五大”上陈独秀谈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说：“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的进展，等待农民运动彻底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面一个意见比较可靠些。”[10]（P119）显然，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陈独秀都把革命深入与革命扩大两者对立起来，只要求扩大革命而不要求深入革命。尽管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定在中国推进土地革命，并派罗易赴华，但是会议提出的土地革命纲领却是笼统而不彻底的，对于如何实行也是不明确的。“它以为中国土地革命可以在国共继续合作，在没有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前提下进行。事实证明，彻底的土地革命，没有革命武装力量和工农政权作后盾，是不可能实现的。从当时的情况看，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土地革命政策，确实存在着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情况，政策本身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11]（P24）正是因为这样，引起了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之间乃至中共党内的激烈争论。陈独秀在鲍罗廷和罗易争论不休中动摇于二者之间，而又偏向于鲍罗廷，表现为追随其取消土地革命的主张，向国民党让步。
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第八次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国的革命问题。斯大林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全会根据斯大林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斯大林在报告中指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土地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斯大林的这些论断是正确的，但他认为只有在武汉政府的领导下才有可能进行土地革命，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中心。”全会期间，共产国际对中共发出了两个紧急指示，即五月指示。指示要求中共发动农民从下面夺取地主土地，但又要反对过火行为，要通过国民党武汉政府。武汉政府中握有实权的是汪精卫、谭延恺、徐谦等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它赖以存在的军事力量，又是握有重兵、控制两湖的野心勃勃的唐生智。唐生智属下的湖南部队的军官，大都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整个部队与地主阶级的联系极为密切，对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抱着敌视态度。武汉政府当时设有由毛泽东、邓演达等五人组成的土地委员会，该委员会经反复讨论，冲破层层阻力，起草了一个《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不彻底的土地革命方案，在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审核时，也被否定了。另外，鲍罗廷还提出“政治没收”的方案。即只没收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财产，对唐生智部下地主阶级出身的军官拥有大量土地却不去触动。但是，先决条件仍是要维持与武汉政府的国共合作，不准搞苏维埃。这个方案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土地革命。农民土地问题就在这种矛盾中被搁置了，以至中国革命丧失了最后挽救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