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在简要勾勒解释学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集中探讨了解释的客观性和解释循环两个理论问题，并以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为例，论述了解释学方法在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研究时，应该遵循的若干原则。
关 键 词：解释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文献研究 方法论
在当代条件下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文本作出新的解释：一方面揭示其本来意义，澄清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附加其上的种种误解和误读；另一方面阐扬和彰显其当代价值，实现其与时俱进的发展。笔者认为，自觉地借鉴并合理地运用现代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有效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几个问题，与识者共同探讨。
一
解释学（hermeneutics，又译为释义学、诠释学等）不是一个特定的哲学流派，而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哲学理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当时是一门如何把隐晦的神意转换为可理解的语言的技术[1]；中世纪的奥古斯丁等人在解释《圣经》和宗教教义过程中逐渐使之系统化；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又使它逐渐发展成为一门诠释经文和法典的技术性学科。但是，作为一门专门研究意义、理解和解释的哲学理论，现代解释学是19世纪以后的产物。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是其先驱，生命哲学家狄尔泰是它的开创者，其他主要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和利科等。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解释学已经发展成为人文科学领域内普遍有效的方法论（当然其意义不限于此）。
人们一般把解释学划分为古典和现代两种类型，这固然有时间因素的考虑在内，但更重要的是性质上的差别，因为这里的“古典”和“现代”都是在现代解释学范围内的区分。
从历史上看，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1768?834）首次提出了有关正确理解和避免误解的普遍解释学理论。他认为，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创造性的心理过程。为了达到正确的理解，避免误解，在语言方面必须做到：（1）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条件来理解文本的意义（历史性原则），（2）在与周围其他语词构成的意义整体中，也就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去理解每个语词的意义（整体性原则）；而在精神方面，理解者必须走出自己的“内心世界”，进入作者（创作时）的精神境地，即“回到作者的思想源头”，才能重新体验或再现作者的原意。
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911）在施莱尔马赫的基础上，试图为人文科学方法论奠定解释学基础。按照他的看法，解释学应当成为整个人文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普遍方法论，因为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精神”或“精神世界”，对它们的研究不能采用自然科学的观察、实验的方法，而必须使用解释学的方法。狄尔泰强调了在理解的过程中，“爱”或“同情心”以及“移情作用”的意义，认为只有通过这些因素的作用，解释者才能把自己融入作者当时的处境，设身处地地想象自己在那样的情况下会如何思考，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理解，用现在的语言来说，也就是“同情的了解”。
狄尔泰和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属于客观主义解释学，他们极力主张摆脱个人的偏见和误解，纯客观地理解文本的意义。而在他们之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则使解释学向着存在论和主体性方向发展了。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把解释学发展和改造为“此在现象学”。海德格尔认为，解释学的任务在于追求存在的意义。意义不是万物所固有的，而是它们在与人（此在）发生关系中产生的。这种关系具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究竟哪种可能性实现出来，全凭“此在”的筹划。理解，就是此在自由地对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所作的筹划，因此，“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在海德格尔看来，理解有它的不可缺少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理解的前结构，又名“解释学处境”，它由“前有”、“前见”、“前设”三者构成。“前有”就是理解之前先已具有的东西，包括解释者的社会环境、历史景况、文化背景、传统观念以及物质条件等，它们隐而不彰地影响并限制着人的理解；“前见”就是理解之前的见解，即成见，任何被理解物总是具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而把它解释成哪一种，那是由前见参加决定的；“前设”就是理解之前必须具有的假设，解释总是以某些预先设定的假定为前提的，任何解释都包含有某种预设。总之，“无论如何，只要某物被解释为某物，解释就本质地建立在前有、前见与前设的基础上的。一个解释决不是无预设地去把握呈现于我们面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