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活动是解释者的主体因素参与其中的能动创造性过程，因此，文本的意义不能单纯从对象或被解释者方面去了解和确定，而且要从主体或解释者方面去了解和确定，任何理解或解释，都是这两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效果”。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效果历史”是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概念，因为在他看来，“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什么是“效果历史呢”？他解释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7] 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存在，必存在于一种特定的效果历史中，因此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必须具有效果历史意识。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意识，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意识。他认为，我们若要达到对任何文本的正确的理解，一定要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和某个具体的境况中才有可能，而这样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起一种摴低〝。效果历史意识具有开放性的逻辑结构，开放性意味着问题性。我们只有取得某种问题视域，才能理解文本的意义，而问题视域本身就包含了对问题的可能的回答。撜?缥颐遣豢赡苡衅?胍饧?亩杂谝饧?睦斫猓???膊豢赡苡衅?胝嬲?嵛实亩杂诳晌市缘睦斫猓?杂谀澄锟晌市缘睦斫馄涫底芤丫?窃谔嵛蕯，而撎嵛首苁窍允境龃τ谛??淳鲋?械目赡苄詳 [8]。因此，文本的意义永远处于悬而未决之中，或者说，文本的意义只能存在于以后对它的理解和解释的无限过程中。在这里，文本的意义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作品一方，即不是作者预先给定的，也不单独地存在于解释者一方，即不是解释者主观附加的，而是两者之间的互动。撟髡叩乃枷刖霾皇呛饬恳徊孔髌返囊庖宓目赡艹叨龋?踔炼砸徊孔髌罚?绻?牙胨?欢细?碌谋痪?榈氖翟谛远?獯铀?旧砣ヌ嘎郏?舶??持殖橄笮浴?[9] 离开对文本的不断更新的解释，文本的意义就是非现实的。换句话说，文本的意义只能存在于解释的再创造或再现之中。伽达默尔用绘画概念来说明这一点。绘画与原型的关系，不同于摹本和原型的关系，摹本和原型的关系是被派生和派生的关系；而绘画是一种表现，原型只有通过这样的表现才能达到自我表现。因此，绘画对于原型来说不是附属的，而是原型自身的存在和表现方式。作品只有在被表现、被理解和被解释的时候，才具有意义，或者说，其意义才得以实现。
被解释学的后期发展高度凸现的理解和解释的主体性，说明了解释过程的能动性和复杂性。但是，这种主体性和能动性并不排斥解释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正如认识的主体性与认识的客观性不是互相对立的一样，解释的主体性与解释的客观性也不是互相对立的。只是我们不能单纯地从文本方面，而应该从文本与解释的交互作用中去理解这种客观性。笔者认为，这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研究中应该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诚然，古典解释学把意义说成是文本自身固有的，不以解释者的理解为转移的客观的东西，要求解释者清除自己的各种偏见，投入作者原有的处境，客观地理解和把握文本的意义，这样一种古典解释学的理想，可以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解释学的后期发展证伪了；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说，解释的客观性原则也一同被否弃了。例如，伽达默尔认为，文本的意义并不完全是客观、僵化、静态地凝固于文本之中的东西，而是与解释者的理解不可分割的。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不是“独白”，而是“对话”，只有在对话中文本才产生意义。因而任何一个文本，只有当它与人的理解相结合时才具有活生生的意义，离开了人的理解就没有真正的意义。“意义不是‘在那里’等待发现，而是在解释者的理解的发生中，并通过理解的‘发生’而实现的。”这就是说，意义不是纯客观的。既然文本的意义是与解释者的理解密切相联的，那么它是不是由解释者的主观性任意决定的呢？伽达默尔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首先，解释者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是受前理解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制约的，其次，理解必须遵循语言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不以游戏者的主观性为转移。在伽达默尔看来，意义的客观性应该在文本与解释者之间无限的对话过程中去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