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中向来存在着“理解”与“说明”的二元对立，例如狄尔泰等人就认为，“说明”是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解”是人文科学的方法，它们是不同甚至互相反对的。但是在发展的后期，这种对立的倾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克服了。例如利科就认为，“解释”是“理解”和“说明”的统一。“说明”是局部行为，旨在阐明个别命题的意义；“理解”则是综合行为，旨在把握由局部意义构成的整体性意义。“理解”和“说明”相辅相成地统一于“解释”的整个过程中。他把解释过程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从理解走向说明，即从整体的理解走向局部的说明；后一个阶段则是从说明走向领悟，即从局部的说明走向整体性的领悟，而“领悟”不过是“理解”的更精致的形式。
二
从对解释学历史的简单叙述中不难看到，解释的客观性是解释学中的一个焦点性问题，而这个问题又与所谓“解释循环”相互关联，构成了我们在寻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的合理解释时，必须明确的基本原则。
解释是否可以达到客观，或者说，具有客观性的解释是否可能？对于这一问题，古典解释学的回答是十分明确和肯定的，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解释学因此都被视为客观主义解释学。例如对施莱尔马赫来说，解释学本身就是为了达到正确理解和避免误解的艺术，他并且为此提供了一套方法，建立了一般解释学或普遍解释学理论；狄尔泰在施莱尔马赫普遍解释学理论设想的基础上，试图为精神科学奠定解释学方法论的基础，对他来说，解释的客观性仍然是一个基本的要求。无论是施莱尔马赫还是狄尔泰都主张摆脱个人的偏见，纯客观地理解文本的意义。对他们来说，这一要求是由以下两个假定来保证的：（1）文本意义的先在性，（2）作者本位。就是说，文本的意义是作者在创作文本时已然赋予和确定的，解释者（读者）的任务只是把这种意义发现或重新揭示出来。因此，他们强调解释者必须走出自己的“内心世界”，摆脱主观性，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回到作者的思想源头”，才能达到文本意义的“再现”。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所谓“同情的了解”。但是，我们看到，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对解释客观性的诉求是建立在一个脆弱的人性假定————人心的共通性或共同人性基础之上的，由于有这种“共通性”，才保证了解释者与作者可以“心心相通”，解释者走出自己的内心世界，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才成为可能。狄尔泰说：“这种‘共通性’的基础经验，贯穿于人对精神世界的整个把握中；在这种基础的经验里，‘统一的自我的意识’和‘与他人同类’的意识，亦即人性与个体性的同一性互相联结起来，这是理解需要的预设。”[4]
然而，正是这一“人性与个体性的同一性”预设，在解释学的后来发展中受到了挑战，从而解释的客观性也成为一个备受困扰而不能简单对待的问题。
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充分证明，所谓走出解释者的内心世界而达到纯客观的理解，根本是不可实现的幻想。因为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前理解。海德格尔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准确的经典注疏可以拿来当作解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它固然喜欢援引‘有典可稽’的东西，然而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而喻、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的。”[5] 伽达默尔说：撘磺汹故脱?跫?凶钍滓?奶跫?苁乔袄斫猓????钦庵智袄斫夤娑?耸裁纯梢宰魑?骋坏囊庖灞皇迪郑?⒋佣?娑?硕酝耆?缘南劝盐盏挠τ谩?[6] 总之，解释者无法摆脱撉凹麛或先入之见而达到对文本意义的纯客观的理解，而撉凹麛是任何理解和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其意义也不是消极的。伽达默尔认为，前理解或前见是历史赋予理解者或解释者的生产性积极因素，它为理解者或解释者提供了特殊的撌佑驍，谁不把自身置于这种历史性的视域中，谁就无法真正理解。这样，解释的主体性得到了空前的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