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继承了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思想，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使解释学成为一门众人瞩目的哲学学科。伽达默尔揭示了理解的历史性，因为人是有限性或历史性的存在，任何理解也是有限性或历史性的，即受一定历史条件制约的。伽达默尔把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统称为“先入之见”或“偏见”，有时又称这种“先见”或“偏见”为理解的“视域”（horizon），认为它们是任何理解的出发点或前提，至于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等人所追求的、排除个人的先见或偏见的客观主义理解，在他看来，是一种否定历史的错觉。伽达默尔强调，不应该笼统地否定“先见”，而应该区别对待先见。他把先见分为两类：一是“合法的先见”，即来源于继承历史文化的先见，这是不应该否定也无法否定的，否定了它们就否定了历史，否定了发展，从而造成历史的中断；二是“盲目的先见”，即个人在现实人生中接触和吸收的先见，它们是可以、也应该清除的。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一种“视域融合”，是历史与现代的汇合或沟通。由于理解的对象是人及其一切活动，它们包括历史、文献、思想、创作等等文本，这些文本都是作者的历史“视域”的产物，因而，当解释者以自己的“视域”去理解这些文本时，就出现了两种“视域”的对立；而只有把这种对立“融合”起来，即把历史的融合于现代的之中，构成一种新的和谐，才会出现具有意义的新的理解。这一过程，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由于这种融合，不仅克服了自己的局限性，而且也克服了他人的局限性，是向一个更高的普遍性的上升————达到更广泛的视域。理解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持续变化的。新、旧视域的融合产生了新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的理解又变成了“先入之见”或“偏见”，即旧视域；它与更新的视域融合，又产生更新的理解……如此循环往复，理解就不断达到新的更高的水平。但这种循环不是向着某一个预定目标的运动，而是一种“真正无限的对话”。因为“意识和对象的绝对同一性对于有限的历史性的意识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达到的。这种意识总是卷入历史的效果关系之中。”[3]
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一书的出版，解释学成为热门的哲学理论。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 ）在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批判的解释学，并与伽达默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是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服务的。他认为，解决社会危机的最好办法是“交往合理化”或“交往行为合理化”。所谓“交往行为”，是指人们“由符号（语言）的协调而进行的相互作用”，“合理的交往行为”则是人与人之间通过对话以消除对立，达到“理解”与“一致”的行为。哈贝马斯断言，伽达默尔过分地强调了传统对理解和解释的作用，因为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必须以“传统”（所谓“先见”）为前提，传统是一致理解的出发点，人们只能接受传统而不能批判传统。哈贝马斯认为这样理解传统是错误的，因为传统的“意见一致”往往不是来自民主的讨论，而是来自权威或强制的压力，真理性的意见一致只能在没有控制和限制的理想化的条件下才能获得。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 ）考察了解释学的发展历程，认为解释学应该是存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他力图把英美日常语言哲学的理论与欧洲大陆的解释学的语言哲学理论结合起来。利科强调语言（语词、语句）的多义性，认为语言的多义性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积极的方面是它的经济性和科学性，即能以有限的语词组成无限多的现实含义；消极的方面则是可能产生歧义和误解。他认为语词的意义有表层和深层之分，解释学的任务之一就在于揭示表层意义背后隐藏的深层意义。撘庖鍞具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内容：客观内容是语句所意味的事情，主观内容是说话者所意指的事情，应该从两个方面的结合中全面地考察语词的意义。他特别强调应该把语词的含意和它的指称区分开来：含意是语词内在地固有的；而指称则超越了语言自身，使语言与世界联结起来。解释总是对一定文本的解释，因此，撐谋荆╰ext）斒墙馐脱У囊桓鲋匾?拍睢＠?迫衔?瑩文本就是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斘谋静⒉皇且恍┦樾聪吕吹牧闵⒌挠锞洌??且桓鲇尚矶嘤锞涔钩傻挠薪峁沟恼?澹?虼耍?荒馨盐谋净乖??闵⒌挠锞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