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大众读者而言，卡夫卡的作品代表著现代人的疏离与寂寞、孤独与绝望，在困境中不断探求、寻索出路，却往往发现生命的怪诞与荒谬；人，发现自己处在世界庞大组织底下，竟然无路可走。卡夫卡因此被推崇为存在主义的先驱，被冠上虚无主义、不可知论者，甚至无神论的头衔；人们普遍认为卡夫卡必然也是病态、忧郁、怪僻与荒诞。
直到一九五三年，卡夫卡终生不渝的知己马克思?布劳德(Max Brod, 1884~1968)，写作《卡夫卡传》，展现卡夫卡不同的形象和多面的色彩，他更从民族心理、犹太教教义和宗教神学出发，详细分析卡夫卡的精神世界及作品的深层含义。虽然学术界不少人批评布劳德：过分从宗教和神学解读卡夫卡，但没有人能否认，在这个世界上，无人能比布劳德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卡夫卡。
二十二年终生不渝的挚友
布劳德与卡夫卡，都是住在捷克布拉格的犹太人，同样主修法律，同样是以德语写作的文学家。两人在一九○二年相识，成为终生最亲密的朋友。
卡夫卡于一九○六年取得法学博士之后，进入保险局担任临时雇员，由于写作时间锐减，于是他和布劳德花了很大心血，寻找时间较短的正式职业。结果卡夫卡进入半官方的「劳工事故保险局」工作(1908~1922)，布劳德则进入邮政总局担任法律顾问。两人上班时间都是下午两点结束，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下班后一块用餐，然后约好晚上再见面，讨论他们所喜爱的文学(卡夫卡最爱哥德和福楼拜，也喜欢阅读圣经)。两人的交情简直可以用「秤不离铊，铊不离秤」来形容。
布劳德比卡夫卡更早成名，第一眼就看出卡夫卡的创作天才。他是卡夫卡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珍视卡夫卡一切作品，即使是两人书信往来的片语只字，他都妥善保存。卡夫卡发表过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布劳德强力游说和鼓励之下，才得以出版，至于生前未发表的作品，也全数交给布劳德加以焚毁。布劳德却没有遵照朋友的遗言，反而出版了《卡夫卡全集》和三部长篇小说：《审判》、《城堡》、《美国》。布劳德为自己善意的出卖这样辩白：卡夫卡完全了解他不可能烧掉这些遗稿，若卡夫卡真要这样作，他应该交待别人去执行。
根据布劳德，卡夫卡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健康的，他的精神趋向根本不是病态，而是自然伟大，显示著向上、简朴和绝对的诚实。卡夫卡虽然安静，「可一旦他说起什么，马上会令人侧耳倾听，因为他的话总是内容充实，命中要害。与好友交谈时，他的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甚至激越亢奋，直至忘我，风趣的话语和关怀的笑声简直无休无止。真的，他喜欢笑，笑得欢畅，也懂得如何逗朋友笑。」
这样的卡夫卡，实在与他作品中阴暗的角色性格迥异。不论是《审判》和《城堡》中的主人翁K，还是早期的《判决》和《蜕变》(或译《变形记》)，读者都可以立刻看出卡夫卡自传式的影子--生活充满苦闷与挣扎，无助地寻求解脱之法，最后却被迫向生存低头。
父亲巨大的身影无所不在
卡夫卡心灵苦痛的源头，很大一部分源自暴君式的父亲。虽然布劳德批评卡夫卡将童年梦魇过度放大，但任何人只要读一读卡夫卡在一九一九年写的《给父亲的信》，就不难理解卡夫卡终其一生，不论是童年还是求学期间，不论是职业还是婚姻的选择，父亲巨大的影响总像噩梦般缠绕著他。信是这样开始的：
最亲爱的父亲，你最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你。同往常一样，我对你无言以对，部分由于我对你的畏惧，部分由于解释这种畏惧涉及太多细节，突然谈及，我一下子归纳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