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孙玉胜在2003年2月发表的《我看电视》一文中，根据自己的深刻体会，将电视媒体概括为“家用媒体”、“制片人媒体”、“主持人媒体”、“技术媒体”等表述。按照这一模式，我们不妨将网络媒体概括为“数字新媒体”、“全球媒体”、“互动媒体”、“娱乐媒体”、“自由媒体”、“大众、小众、个众混合媒体”等表述。互联网所具有的传播特性，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的持续增长，使其作用和影响一日比一日强猛。2003年互联网传播展现的现实是，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冲击和震荡，或许才刚刚开始；中国网络媒体本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中国社会改革和进步的进程中发挥良好的推动作用，应是把握的基本原则。
一、互联网传播影响
（一）互联网传播与政治、民主
回顾2003年中国互联网传播最重要的特点，莫过于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已达到空前活跃的地步。
在SARS肆虐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在广州对一位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温家宝总理在北大宿舍对几位大学生说：“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SARS的决心，令人感动。”这两段简短的谈话，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热评。国内网友指出：“胡锦涛同志也经常上网，从一定意义上说，总书记就是我们的网友了，我们和总书记的距离陡然亲近了许多”；“总书记上网浏览，可以尽可能多地、尽可能快地了解来自各个方面的重要信息和民情民意，以便更为迅速、更为确切地把好社会的脉搏。”海外则评论道：“胡温的表白几乎是对中国大陆互联网最大的嘉奖，或者是一个动员令。执政党原有的政治机制，已经无法确保新领导人与实际生活上通下达，严重影响了中南海的施政效率，妨碍抗疫工作的顺利进行，现胡温启动互联网作为动员社会资源的手段，也许是新一回合较量的开始。”
2002年11月16日下午，近两万字的长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新华网发展论坛分别贴出，作者署名“我为伊狂”。该文对深圳的竞争力表示忧虑，对深圳政府的效率、治安、二线关口、交通、城市管理、外来人口、生活压力、诚信、人情、文化等多方面提出批评，并指一些大企业将把总部迁离深圳、深圳金融中心地位不保、深圳和香港的合作没有进展等等。这篇文章立刻吸引了网友的注意，并很快在网上广为传播，包括市长在内的深圳负责官员在第二天也都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2003年1月19日，深圳市长于幼军与文章作者“我为伊狂”（真名：呙中校）会面，对谈两个半小时。一位市长与网友就一篇网文触及的问题进行面对面交流，这在网络论坛诞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于幼军指出，作者并非“唱衰”深圳，而是“爱之深，责之切”，表示政府应有气度聆听包括批评在内的各种声音。1月21日，香港《明报》称，于幼军此举开创了中共省市级高官与网上批评者当面交流的先河”。
这样的双向互动，无疑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网友邵道生9月24日在人民网上发表《欢迎“互联网式的民主”的“社会实验论》一文，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共发表论“互联网式的民主”文章11篇。邵道生称这一概念的涵义是：“在‘互联网’这一信息载体中，人们对国家民生大事，尤其是当社会发生突发性事件时，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意志，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文章，题材不受限制，网上就像开了锅似地，立即沸腾了起来，无人组织，无人引导，具有较为彻底的自发性、独立性、平等性……”。
12月15日，邵道生又发表“十二论”，阐述了互联网式的民主是中国社会民主渐进式改革重要一环的论点。
互联网的发展不仅会带来经济活动模式的改变，而且会改变人们对公共领域的思考，尤其是对民主的体认。互联网是现实的“镜像”，即现实中的一切都会在互联网上得到反映；另一方面则指互联网能够强有力地作用于现实。回顾在2003年内发生的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突发事件，不论国际国内，互联网已成为当今民意表达最汹涌的场所，这一点已成为不争事实。广大网民能够通过新闻跟贴、论坛上贴等方式在网上迅速形成舆论，而近两年来，网上签名又成为一种新的形态，它可以视为网上舆论的升级行动，在2003年众多事件、案件发生后得到广泛使用，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数万人。其中规模最大的当数“爱国者同盟”等7 家网站发起的“对日索赔百万网民签名活动”。此举是“8.4事件”（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在齐齐哈尔泄露）导致的，历时一个月的网上签名活动最终征集到1119248个网友及12518个网站签名。9月18日，活动组织者将4000多页的网民签名递交日本驻华大使馆。种种事件显示，网上网下活动的结合与互动，今天已达到相当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