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周末》2002年8月8日报道，兰州市公安局8月1日对兰州晨报、西部商报等媒体的16名记者下达了“封杀令”，原因竟是“个别记者因采访不深入，出现了一些严重失实的报道，这些失实报道既违背了新闻报道客观真实性的原则，也损害了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形象，给公安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此令一出，各媒体均表示了异常震惊和愤怒。我们不禁要问，究竟谁有权封杀记者？记者的素质与职业道德该由谁来评定？
的确，被媒体戳了痛楚的政府部门不在少数，要说心里没气那是假的，但再怎么有气，也不至于暴跳如雷，或干脆祭出手中权力去封杀吧！作为公共服务部门，政府机关理应接受媒体监督，对于媒体的负面报道也应该心平气和，从善如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欲盖弥彰，只能越抹越黑。由此看来，“封杀”之举实在荒唐！
司法部研究室刘武俊先生曾经指出，“封杀”型执法有悖于“程序正义”的行政法治理念。兰州市公安局对容易“惹事生非、制造事端”的记者干脆予以“封杀”，这种简单的思维逻辑和行为定势是不少政府决策部门容易犯的老毛病。姑且不说公安局此举有官僚主义色彩的草率决策之嫌，至少这种“封杀”从根本上是违背法律的“ 程序正义”理念的。纵然记者有违规之嫌，作为公安局也只能调查取证，将事情交由党委宣传部等相关部门处理，而不应越俎代庖。正如当事人叶舟所认为的，记者采写的新闻报道失实，自有其主管部门进行查处，其他权力机关无权干涉，否则便有滥用行政权力之嫌。
毋庸置疑，兰州市公安局的“封杀”型执法，是在损害记者正常的采访权和公众的知情权，尤其在我国新闻立法还很不完善的背景下，脆弱的“私权利”往往可能沦为“公权力”以法律的名义“阳谋”的对象。以兰州公安局封杀16名记者为例，记者作为政府和社会的监督人，理所应当有采访权和知情权，当然，媒体的话语权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也许记者在采访中确实存在某些行动不当之处，但这并不能构成“封杀”记者的合理理由。从另一个方面讲，记者在采访或者写作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原因也是复杂的，并不都是记者本身惹的祸。作为一个市级公安局，竟然动辄舞起权力大棒对诸多媒体的诸多记者一律“封杀”，并以此为借口拒绝记者采访，割断公安局与公众的信息连通显然是在剥夺公众的知情权，暴露出的却是公安局在“知法犯法”，其恶劣影响可想而知。
政府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现代政府的公共管理崇尚“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也就是说，政府应当在关涉公共事务的公共领域有所作为，而在非己权限范围内则应当有所不为。个人对个人，那是难以封杀的。可怕的是你手中有权力，能以“公”的名义滥用权力去封杀无辜的人，那就与我们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了。
在此事件中，我们尤为不能忽视的是为什么会发生公安局封杀记者的事情，难道仅仅是公安局的“无知和荒唐”吗？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有人不满记者的做法，大可拒采，这是合情合法的，但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公安局是为社会服务的公共部门，接受媒体监督是天经地仪的，这就是所谓的“知情权”，另外，“封杀记者”事件也暴露了新闻记者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无法可依的尴尬现状。为了避免“丑剧”再次上演，除了提高行政机关的素质外，有关新闻工作者权益的合法保障措施也应迫切出台。（完，空心雨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