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地方政府竞争：
基于合约理论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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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下级政府之间的代理关系
代理合约发生在委托人—代理人的互动关系中，委托人赋予代理人决策权力并要求代理人代表他完成某种任务。给定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到处存在，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后果就会凸显出来： (1) 委托人往往不能直接观察到代理人的行为； (2) 代理人能够观察到委托人察觉不到的内容，在一些情况下代理人可能会出于利己考虑，欺骗或对委托人隐藏信息(菲吕博顿·芮切特，2005) 。
《宪法》和《地方组织法》中明确规定：各级行政机关之间存在上下级领导隶属关系。可见，上下级政府间处在一种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之中，上下级政府间可以被视为签订了一个多任务代理合约，即下级政府作为“代理人”完成由作为“委托人”的上级政府指派的各种任务，包括经济增长、保护环境、公共设施建设、计划生育、提高教育水平、社保医疗等，上级政府根据上述任务的完成情况评价下级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
从上级政府(委托人) 的角度考虑： (1) 技术上，代理任务中比如经济增长( GDP) 量的方面，容易用统计数字测量、评价，但更多的任务的完成情况往往需要从多方面考察评价，需要上级政府支付包括建立多种监督下级执行的费用，如增设专门派出机构、多派人手下基层调查等，这样对多任务执行和完成情况监督的预期费用会较高； (2) 给定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到处存在和自上而下较长的信息链，考虑到考核任务较多且多数任务的完成情况不容易测量，上级政府始终处在对下级政府的非对称信息状态中，下级政府往往有隐藏真实信息，向上隐瞒、谎报信息的冲动。结合以上两点考虑，理性上上级政府(委托人) 将做如下安排：化简代理合约以经济增长单一任务反映下级政府(代理人) 的公共管理水平，并且达成某种协议，若下级政府的经济增长任务完成情况好，它的主要官员将获得自上而下的政治支持，反之则“下台”。
从下级政府(代理人) 的角度考虑，现实中代理人面临着双重不确定： (1) 主要官员任期不确定。下级政府主要官员任期的稳定性往往不能得到保证，同时又面临着经济绩效核心的政绩考核压力，因此在任期内向上显示政绩的有效方式只有追逐“短平快”式的经济增长目标； (2) 社会全面发展后果不确定。地方官员以辖区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追求目标诚然是正确的，追求全面的社会进步短时期内效果不明显、周期也很长，出于理性考虑把经济增长作为单一任务取向更容易向上显示政绩。
可见，上下级多任务委托—代理合约的难点，导致合约化简：上级政府(委托人) 仅以地区经济增长水平评价下级政府(代理人) 的公共管理水平。它导致以下后果： (1) 如何有效发展本辖区经济被下级政府置于很重要的位置，由于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投入要素是稀缺的，因此不得不参与要素竞争，甚至采取种种过度竞争以“抢夺”要素的方式完成经济增长任务向上显示政绩； (2) 由于上级政府(委托人) 的有限理性、自上而下较长的监督信息链，使委托人监督代理人、获取代理人信息需要支付高额的信息、监督费用，这些费用太高以至于委托人要承受代理人的机会主义风险，因此它并不能完全控制该合约的诸多非合意后果或外部效应的发生，如当下级政府(代理人) 专注于辖区收益最大的“内部性”问题时，却把解决市场分割、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外部性”问题留给上级政府(委托人) 处理，也不见得有能力设计出一套合理的机制，有效约束下级政府(代理人) 行为，进一步解决由此带来的非合意后果。
综上所述，笔者有如下基本认识：上下级政府委托—代理关系的协调机制是地方政府竞争非合意后果的主要引致因素之一。一方面，考虑经济增长导向的代理合约内容和政绩考核体系，实质上导致自上而下的扭曲激励，逼迫下级政府(代理人) 专注于经济增长任务； 另一方面，考虑上级政府的有限理性、上下级政府间不对称信息以及长信息链，上级政府(委托人) 对下级政府(代理人) 的行为约束能力事实上相当有限。那么地方政府竞争的诸多非合意后果，如各种形式的过度竞争、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使要素配置本地化和保护本地市场等等，将此引发；上下级政府协调机制不能起到约束过度竞争行为和减低协调费用的作用，至少在边际上应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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