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社会转型期间，有部分人连基本生存权利都难以得到保障，社会矛盾所积累的心理能量就有可能聚集起来，将政权危机推向它的第一个临界点。此时，政府将不得不优先考虑社会最底层的生活保障问题，社会保障体制的构建也就成为必须，此时即使可能因此而拖累改革和发展，政府也在所不惜。因此，说危机是改革的副产品，"不改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三大独有的危机(政权危机外来危机变革危机)，与社会本身的矛盾交缠叠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目前的险境。民众的危机感其来有自，可以设想:如果我们没有政权危机，纵然经济落后一些，发展缓慢一些，社会也不可能发生颠覆;如果没有外来压力，人民纵然过得差一些，国力纵然弱一些，迭经动乱，也不会有亡国灭种之虞;如果不搞改革，人民纵然更穷更苦更没有尊严自由，但如果从来就是如此，现状即是如此，人人都是如此，不满和抱怨，也不一定会有今天这么集中和强烈。人口资源环境经济金融生活状态，等等，固然都有问题，固然都潜伏危机;但最迫切的危险，还是来自上述三个方面;最核心的危机，是政权危机。
前述种种潜在危机，都有可能通过改革和发展来解决;但如果不能闯过政权这一难关，就一切都是白搭。要化解政权危机，舍民主宪政外，似乎现在还别无良方;其它的方子都只是缓解症状，不断根。中国如果迟早都要走民主宪政之路，就应该尽早准备，未雨绸缪。
有人担心以中国社会巨大的结构惯性，会不会死活不肯搞民主？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民主之于中国，不是会不会肯不肯的问题，而是要不要能不能的问题。
中国要不要搞民主宪政，就要问民主宪政能够为我们带来什么。民主宪政于今之所以成为必须，不是因为它是什么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也并没有多少现实说服力:历史常常会迂回而行);也不是因为它真的就能"确保公民个人对国家权力的有效控制"(这显然有些夸大其词。它纵或能起一些作用，也需要多种条件的配合);更不是因为它就是治理国家的最佳模式(即使它是，在特定的现实条件下，这也并不足以构成我们就要向它转轨的充分理由--因为社会转型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利不十，不变法;功不百，不易器")。我们需要它，是因为它确实能够使社会摆脱政权危机的困扰，能够解决统治权的正当性合理性问题(合法性不是问题。从来是先有政权后有法，制度不同法也不同)。从政权的角度而言，如果现行的政治模式仍能运行下去，仍可以维持大局，向民主宪政的转型就暂无必要;如果危机加深了，这一套运转不灵了，国将不国了;为避免政权与社会在危机爆发下同归于尽，自然要求法变通--在可供选择的成法之中，以普选制为核心的民主宪政自然会成为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