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几位画家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学院派崇尚经典的始终如一的创作理念，古典的样式、前辈的表现语言在不经意中表露无疑，他们的基本功无疑是扎实的。尤里·戈留塔，笔触豪放不羁，表现出一种洒脱的情绪，具有强烈的表现意识；拉长的人体、线面相互交错的处理手法，无不流露出前辈画家巴巴（注：亚历山大·贝洛夫斯特2001年被选为俄罗斯艺术科学院院士。）、莫依钦柯的程式，他对前辈的技术传承几乎到了不折不扣的地步。但是，其众多的肖像画神情如一的漠然样子被一些评论者渲染成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笔者对此则不敢苟同；亚历山大·巴戈香追求深度和力度感，确实凝重而厚实，其压扁的人形与布满画面的构图及简化的色彩关系似乎在述说着某种压力下的不快，其样式延续着八十年代一些作品的风貌。还有一些宗教题材类作品，画家在自己的色彩世界里诠释着古老的信念，似乎当下俄罗斯掀起的宗教热使画家找到了灵魂的归宿。亚历山大·贝洛夫斯特把历史上以神话为体裁的传统观念在历史的范围内用于重塑历史画的格局，其以圣经、神话的一贯认知为基础是符合历史的，但是否具有真实的当代“现实”内涵就不得而知了，他的作品是形式变化最多的，但在个人风格上似乎没有找到合理的承继形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的把握能力堪称一流，也是笔者最为欣赏的一位。作为大师，他可以让授予他荣誉的人们感到自豪，作为一代艺术家的典范，他应在时代与艺术的坐标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总而言之，在充分领略俄当代画作赏心悦目的景象的同时，可以发现上述几位画家似乎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缺少对当下问题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视角”的参与。
当然，展览是值得一看的，毕竟多少年没有一个像样的俄罗斯（包括前苏联）画展在我们这块曾经对其顶礼膜拜的土地上展出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它们的了解也就是对我们自身的审视。
2、时代特征。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画家确实有着很大的探索勇气和创作精神，试图创作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审美情趣的艺术样式，他们好似同样坚守着伟大的“现实主义”原则的底线，捍卫着伟大的“现实主义”旗帜。但是，他们所遇到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在他们的画中亦可以看到某些其它艺术样式的运用，这得益于八十年代开放语境的熏陶（注：80年代，戈尔巴乔夫改革开放政策，也促使了文化艺术界空前活跃。）。而在九十年代，他们眼前的种种变化与现实却只能通过传统的“现实主义”题材搪塞时代，哪有当年列宾、苏里柯夫的睿智与气慨。这种远离现实的“现实主义”不再是真正的当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然而，“现实主义”艺术仍然在那些“新生代”艺术家们的作品中得以体现，每一代“现实主义”新生代画家群体，从绘画传承角度为我们揭示了从帝俄“时代”到苏维埃时期一直到俄国“现实主义”艺术演化的历程，在秉承先辈写实主义画法的同时揉进其它的绘画样式，以求在新的视觉刺激框架中与受众共鸣，在这一点上，他们总能做到恰如其分。
当然，他们的作品虽然延续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又吸取了一些其他艺术样式成分，但他们所反映的生活视角，是假视的、游离于现实社会背景之外的——传统的永恒生活主题是否被赋予了新的精神内涵以及社会职责，宗教的宣扬是否真正缔造出了现代社会大众的意识所在，习作式的肖像是否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消极的人生观，等等。在创造性语言的表达形式与技术的造型能力与形式美感上，还留有苏联时期的表面表现形式，这种“述而不作”式的传递也许正好是一种常态。然而作为“浸润于规模空前的对百年前的文化转型期精神氛围的体验与思索”（注：弗兰克：《白银时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的俄罗斯文化人，其作品理应给人以更多的对当今的理解与思考。“画展”作为“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的典型表现是否具有代表性？在质疑的同时，我们不得不为这一“新生代”群体的回避现实与失落状态寻找一种解释：“他们尚处在苏联解体、苏联文化解构的余震之中，他们正面临着‘一切都翻了身’、‘一切尚未安顿下来’的又一次转型关口”（注：弗兰克：《白银时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假如这一解释能够成立，那么“俄罗斯现实主义新生代”的标签将在往后的作品中，以不亚于当年巡回展览画派对世人的震撼来揭示一个艺术新时代——一个自信、开放并有民族凝聚力的、为复兴俄罗斯而创作的艺术时代。然而，从新生代的画展中人们恐怕还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