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与制度变迁

　　进入权利由于仅仅赋予公有制企业，它事实上构成某种租金，获取这部分租金构成私营企业的动力。私营企业有可能向地方行政机构出价购买该进入权利：以某种形式获得地方政府认可，缴纳一部分租金，从而实质性地进入被管制的行业。由于存在众多的进入权利供给者(亦即地方政府) ，私营企业将向收取租金最少的地方政府所辖的区域流动。考虑一个两期模型，一个地方政府A0 ，作为某种行业进入权利的供给者，一个私营企业B ，作为进入权利的购买方，一个A0 的潜在替代者A1 ，A0 向B 提供进入权利， B 对该权利的最高出价P = 1 ，其最大购买量为一个单位，A0 面临着A1 进入的威胁。 　　令提供该进入权利的单位成本为C ，这里的成本包含相当广泛，比如一般的程序运行成本、协调各部门的成本、因违反中央政策而带来的政治风险等等。该成本的大小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最关键的在于违反中央政策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当政治风险相当大的时候，地方政府违反中央政策而赋予某个私营企业以进入权利的成本相当高，导致C > P ，这时A0 不敢向B 提供该进入权利，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个风险显然大大小于改革以前，因此一般来说，这个成本大大降低，从而产生地方政府违背中央政策的可能性增多。 　　违反中央政策所带来的政治风险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成本，该风险成本的估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决策者的主观估计。⑤ 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惩罚可能相当高，使得将该进入权利的供给无利可图，也可能并不高，甚至中央政府面对既成事实只有无可奈何地承认。⑥ 中央政府可能会发现地方政府的违规出售进入权利，也可能不会发现。不同的人对于被发现的概率的估计并不相同，这使得该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一种主观的赋值。各地政府的提供该权利的成本不同，是否违反中央政策，提供进入权利的积极性也就不同。 　　缔约期间，令A0 提供进入权利的单位成本C = 1P2。A1提供该进入权利的成本Ce 不可观测，并假定在区间[0 ，1 ] 均匀分布。如果在T0 期，A0 和B 并未签约，并且A1 不进入，在期交易时，A0 就会把价格抬至P = 1 ，此时A0 的预期收益是P - C = 1P2 ， B 没有盈余。这里的含义是，该进入权利的市场是一个垄断性结构， B 只有向A0 购买，可占用租金全部为A0所获得。在现实中，这包含着两种情况：第一，该进入权利具有地域性，厂商利用该权利生产的产品是一种地方性公共物品，因此其他地区提供的进入权利对于本地域的进入权利不具有替代性。这实际上是一种自然垄断，该模型的推论是，在地方性公共物品，尤其是煤气水电、公共交通等公用事业的民营化上，可占用准租全部为A0 所得。如果已有的国营公用事业企业的效益不佳，或者未能达到A0 的预期，A0 有动机将该进入权利提供给市场，推进民营化。第二，该进入权利不具有地域性，但A1 的提供该权利的成本Ce = 1 ，A1 认为风险相当高，因此不选择向B 提供该进入权利。对于私人厂商来说，市场上只存在唯一的进入权利提供者，全部的可占用准租都为其所获得。这种情形就像俗语中所说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本文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型主要适应的是第二种情况，其中进入权利不具有地域性，也就是非自然垄断的竞争性行业。 　　我们再来看另一种情况，如果A1 将认为，违规向B 提供进入权利的风险成本低于可能获得的租金，亦即Ce < 1 (如果Ce = 1 ， B 仍然不会进入) ，A1 也将选择进入该权利市场。仍然令在T0 期A0 和B 并未签约，但是不同的是，A1 选择提供该进入权利。这时A1 的出价区间将是[1P2 ， Ce ] ，此时B 便获得的可占用准租处于[1 - Ce ，1P2 ] 区间中，相比较A1 没有进入的情况，其境况获得了改善。这里的含义在于，一旦地方政府之间出现进入权利的竞争，私人厂商将会受益。当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提供进入权利时，而且也没有出现惩罚，或者其惩罚小于提供进入权利的收益，那么地方政府就会认为，中央政府的惩罚是不可信的。如此，地方政府的成本将越来越低，地方政府就越有违规提供进入权利的动机。这样进入权利的供给者之间形成竞争，而不是垄断。在竞争的驱使下，地方政府不得不降低进入权利的价格，以吸引私人经济的投资。最终，随着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进入权利的租金将消失，私人企业可以自由地进入被管制行业。这时，中央政府的政策实际上已经失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策的变迁实质上是承认既有现实的结果。 　　在上述模型中，假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