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论题十一》杂志2001年8月号(总第66期)发表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son，最近美国畅销书《还击：美国帝国的代价和结果》(Blow Back：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 of American Empire)的作者]的《日本“资本主义”回顾》一文认为，日本长期经济衰退的症结不在于它的经济，而在于它作为美国军事卫星国的地位，这导致已腐化的自民党长期执政，形成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而阻止了变革和调整。该文对于分析冷战后日美之间的矛盾也有借鉴意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大约20年前，我无意间引发了一场关于日本经济本质的争论，至今这一争论仍然很热烈。在《通产省和日本奇迹：1925—1975产业政策的演变》(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the Growth of Industry Policy，1925—1975)一书中，我扩大了所谓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分法，得出另一种基本模式：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英美资本主义的计划市场经济，我认为日本是这一经济模式的典型。在日本式经济中，政府为了达到它的目标，在市场中同时嵌入了激励和抑制因素。
在经过长时间的战前和战时实验后，日本实行的国家指导而私人所有的经济体制是日本二战后迈向世界第二大生产高效的经济体地位的主要因素。为了区别于正统资本主义理论中的“资本主义的监管性国家”，我将日本国家的模式称为“资本主义发展性国家”(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的典范。同时指出，南韩和台湾学习了它的主要原则和机构，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日本的冷战盟国并没有认识到日本官僚机构在经济中拥有非同寻常的权力。我的研究发表于80年代中期，那时日本的经济规模有两个德国那么大，在汽车、钢铁、电子产品、机器人、半导体、液晶显示器和其他工业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美国人开始惊呼日本的“威胁”。
对导致日本如此成功原因的新分析，有两个半官方的意识形态解释：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日本的。美国观点否认日本构成了一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因为如果承认就将削弱作为战斗性意识形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垄断地位。日本的观点更加微妙一些，大多数日本论者承认并接受“发展性国家”概念的准确性。
日本战后强大产业政策形成的政治原因
一个国家成功执行产业政策的可能性依赖于某些准确的政治安排，在试图铸造一个对整个社会利益都必要的产业结构时，国家必须防止特殊的利益集团的掠夺，国家机构必须控制它们，并指引它们走自己不想走但国家相信它们必须走的路。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大约是1955年到1975年，制订和执行产业政策的国家组织，特别是企划厅和大藏省，获得了异常大的自主权，有日本人称之为“55年体制”。这是1955年形成的议会党派统治结构。当时，左翼和右翼的社会主义者合并成日本社会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成自民党。社会党控制了1/3强的席位，因此阻止了自民党修宪，但占大多数的自民党保证了政治稳定，精英官僚使日本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1957年到1972年日本所有的首相常常由职业的前高级官僚担任，这强化了自民党和官僚的关系。
自民党和社会党在发展与美国的贸易和解决经济增长问题上异乎寻常地达成了共识。社会党在确定经济优先权和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平均分配上常常有发言权。
另一个有助于产业部门自主权的因素是和美国的“盟国”关系。日美安全条约对日本的经济成长至关重要。作为冷战期间在东亚遏制苏联和中国影响的地缘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将日本变成了美国永久的军事基地，为了保证这些基地的稳定和安全，美国不得不向日本开放海外市场，以取代中国和亚洲大陆。美国也通过中央情报局提供资金或暗中确保自民党1955年至1993年不间断地执政，自民党是美日两国相互利用的纽带。
自民党领导日本获得的经济好处包括：美国对日本出口商品开放市场；在国际社会没有达成广泛共识以前，美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机构中支持日本；美国忍受日本高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美国支持日本从美国公司获得技术而不需要保护知识产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