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1964年3月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国防部长麦纳马拉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重申了他们的看法，“就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丧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并提出为迫使中国放弃其可能的行动，美国应做出使用核武器的准备，因为，“进行核攻击将极有可能”逼迫他们就范。（《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125-126）
七、“东京湾”决议生效之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一致认为失去南越就意味着失去整个东南亚。参谋长们及其僚属在各种场合提到核战争的可能性，并表示可以接受核战争的风险。（《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167）
八、对越宣战之前的1965年2月27日，麦纳马拉等人曾请来艾森豪威，聆听他对越南问题的看法。艾氏一开始就说，林登·B·约翰逊的首要任务是在东南亚遏制共产主义，并认为轰炸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并认为已到了把报复性打击改为“施压战役”的时机，还说，如果中国人或苏联人威胁要进行干预，“我们应该回话让他们小心，以防灾难（如核打击）降临到他们头上。”（《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184-185）
九、越南战争期间，约翰逊政府曾组织社会各界高人组成“哲人”小组，为越南问题提供建议，在1965年的一次会议上，“哲人”小组中除杜克大学法学教授阿瑟·拉森外，其它都建议尽“一切”力量防止南越落入共产党之手。其中几位还批评我们目前的行动“太保守”。（《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208）
十、在越战规模扩大后，越战总司令威廉·威斯特摩兰要求增派更多的军队，并要求使战争大规模升级。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声称，他们认为这个计划需要动用备役人员和国家的全部军事能力，包括使用核武器。他们认识到这些行动可能使美国在东南亚或其地区与中国和（或）苏联发生冲突，但是他们认为这些行动可使战争缩短五年。（《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242）
十一、1967年5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交给麦纳马拉一份备忘录，极力主张美国部队对北越进行更猛烈的海陆空立体攻击，他们认为，入侵北越、老挝和柬埔寨，包括在泰国部署美国部队已变得非常必要，同时，存在对南中国使用核武器的极大可能。对此，麦氏说，“他们坚持冒险挑起核冲突的想法令人感到震惊。”（《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P282）
着迷于核武力的神效
列举以上举重若轻于核武之事例令人不由瞠目，读者请注意动辄出言发动核攻击的都是美国高层决策者。更瞠目的是一向在我心目中有良好形象的艾森豪威和基辛格——两个号称“和平斗士”的人，其实也一样着迷于核武力的神效。
1956年2月9日，艾森豪威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相当明确地说，他对热衷于进行导弹竞赛深表不安：“大家都知道，原子导弹如果不装上十分强大的弹头，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用这样的原子导弹进行战争，你能描绘它是什么样的一场战争吗？导弹不能像开大炮或飞机投弹那样的准确，所以你对这件事情必须看到，涉及的数量之大，而所用的又是这样一种武器，这就意味着彻底的毁灭......如果突然地把一切都停止，单是做这件事（即集中力量于发展导弹），我认为你是在设想一种根本否定战争的理论，因为战争也是一种竞赛，而你的理论最后所达到的一点就是你只是在谈全人类的自杀，而毫无其他内容了。”（《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P345-346）
然而，这并不排斥艾森豪威在他认为不会有报复的情况下考虑使用核武器（例如1958年危机时可能对中国发动这样的进攻）。“如果使用原子弹有利于国家，那末我从来没有想过美国不应当使用原子武器”，艾森豪威在他的《从事和平》（Waging Pease）一书中如是说。
肯尼迪时期的基辛格，也认为美国能够轻而易举地摧毁苏联，在谈到冷战后的美国对苏政策时，他写道：“我们从来没有成功地把我们的军事优势转变为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P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