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自1956年完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中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过渡期。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埋下伏笔，“体制困局”成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逻辑起点”，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正是试图走出“体制困局”的一次实际尝试。“历史逻辑起点”为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经济组织的演进和制度变迁提供了，既是潜在的、又是可辨识的决定因素，而不同类型经济组织和不同地区的生产率竞赛则使制度变迁超越“体制困局”，从而使改革不可逆转。研究表明，对过渡期的或转轨期的经济增长来说，制度变迁等因素是决定性的。
「关键词」历史主义分析/历史逻辑起点/体制困局/生产率竞赛
一、导论：分析逻辑
笔者把中国的过渡期的起始年份推至1956年，因为这一年毛泽东在党内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既为中共八大政治路线（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确定了基调，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建设的独特探索。笔者认为，这一探索影响深远，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变迁轨迹。本文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始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注：《论十大关系》只是毛泽东主席一系列相关文献的“代表”。下文强调《论十大关系》并不意味着不关注他的其他非常有价值的文献。）的基本思想和中共八大确立的政治路线的继承和超越。
“体制困局”是本文特别设定的一个分析性概念。《论十大关系》表现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非凡思考（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此文开宗明义地表明了毛泽东要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吸收、借鉴和改革的愿望。事实上，他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些。）。他意识到苏联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致命缺陷，希望通过调控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和实行中央与地方行政性分权而探索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此后，我国的中央地方行政性分权体制、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经济结构、保留自留地经济、组建社队企业等等（注：毛泽东：“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7），人民出版社，1999.），都是这种思考的具体落实。应该看到，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所显露出来的系列改革思想、政策主张和制度选择尽管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根基”，却不断启示着后来的改革者的政治思维，成了国民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思想和政策的“策源地”。但是，囿于国内外若干历史和现实条件（注：这些条件可具体表述为，东欧的政治事变，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国内的“反右运动”。），同时也因为毛泽东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一直处于探索之中，加上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的特定认识，使他在构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无法全面、彻底地贯彻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全部思想，而且在实践中也常常偏离《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实质和八大所确立的政治路线。例如，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就开始不断地在党内外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认为如果不对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注：毛泽东：“在1962年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林源：“三面红旗：毛泽东晚年问题的症结”，《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牛大勇：“冷战国际环境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牛文从政治哲学角度对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形成进行了探索。笔者更欣赏和同意牛文的客观而又科学的论述。）。这在逻辑上就必然引出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八大政治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即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之间的矛盾（注：刘少奇：“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因此，《论十大关系》所体现的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思想及其由此而来的政策安排和制度安排就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持续的、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导致1956年-1978年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陷入一种“二难困局”，本文称此“困局”为“体制困局”。“体制困局”表明体制转型需要克服其巨大的制度成本的困难。需要指出的是，“体制困局”有特定的时间范围，在本文仅仅用来表示1956年《论十大关系》发表以后到1978年开始实施经济体制改革这23年内的中国经济体制所处的“内在矛盾状态”。这个概念只具有分析意义，它丝毫无损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历史性贡献，而且这个概念意在提醒人们，实际上，《论十大关系》和八大政治报告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及由此种思想所确立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体制格局，在相当程度上，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准备了“历史条件”，前者是后者的“历史逻辑起点”。始自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制度转型绝不是某些人设计出来的结果，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上帝的礼物”。正是这个独特的“历史条件”使得中国的改革轨迹与前苏东国家完全不同，因此说，“中国的经济奇迹”是有历史根据的（注：有关中国经济奇迹的讨论参阅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4）。）。有必要指出，从时间上看，全面地超越“体制困局”则以邓小平同志1992年的“南巡讲话”为标志。下文我们将看到，“困局”并不意味着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处在一成不变的状态，实际上，随着财政和社会需要，它总是处在不断的调整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