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开始，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五种文化范式。
一是中体西用范式。清末张之洞最早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所说的“体”是指原理原则，“用”则是指原理原则的应用。“中体西用”的思维范式，其实质是以封建主义文化的思想体系为“体”、为“本”，以西学即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思想体系为“用”、为“末”，其目的在于维持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种思维范式，反映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复古主义理论流派。
二是“全盘西化论”范式。系统提出这种主张的是陈序经（1903－1967）。他认为“中国文化根本上既不如西洋文化之优美，而又不合于现代的环境与趋势，故不得不彻底与全盘西化”。 而创造新文化的唯一出路，则是“全盘西化”。如果不“全盘西化”，则必然为西洋文化所压迫，其结果则是“国家灭亡”，“连了种族也许灭亡”。 “全盘西化”论不时在我国以不同形态浮现出来，在一些提倡者和鼓吹者看来，中国的一切不如人，甚至连中国的月亮都没有西方的圆。在理论上则是不加分析和消化，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论、学说，成为十足的洋人的“传声筒”。
三是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范式。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间接性。“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在一段时间内成了权威的思维模式。苏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列宁主义艺术概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文学原理”、“文艺学引论”等等，成了高等学府必修的教科书。但是无可否认，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范式，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教条主义倾向，并留有庸俗社会学的痕迹。这种思维模式自然要突出意识形态性。因此，文化的党性、阶级性、人民性、思想性，在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相反对各民族文化本身的特点规律的研究和论述就显得相对薄弱。在文艺领域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结果，必然要排斥世界各民族文艺中出现的新理论流派。斯大林时代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对西方现代主义一概斥之为反动颓废的文艺思潮就是重要佐证。前苏联文化领域的这种“马克思主义”范式对中国的影响，我们绝不能低估。
四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文化专政论”范式。这种范式的代表作是林彪委托江青炮制出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以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大批“人性论”、“真实论”、“现实主义深化论”、“中间人物论”，鼓吹“根本任务论”。它披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外衣，掩盖着“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实质。因此“纪要”所代表的是一条形“左”实右的极“左”文艺路线，它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直接成为毁灭文化的那场“大革命”的前奏曲。
五是“综合创新”范式。在我国较早倡导“综合创新论”的是张岱年、王元化先生。在20世纪的30年代中期，张岱年先生就主张哲学发展的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解放后他又明确提出“文化的综合创新”论，他说：“我反对‘中体西用论’、国粹主义，更反对‘全盘西化论’，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王元化先生呼吁学术界应重视综合研究法，认为综合研究是科研工作的必然趋势，并提出应注意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 蒋孔阳先生在《美学新论》中，进一步强调在美学、文艺学研究中应走综合创新之路，他认为不仅在观点上应综合创新，而且在研究方法也应综合创新。这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古今巨变、中外汇合的时代，各种思想和潮流纷至沓来，我们面临多种的机遇和选择。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固步自封，我们要把古今中外的成就，尽可能地综合起来，加以比较，各取所长，相互补充，以为我所用。学者有界别，真理没有界别，大师海涵，不应偏听，而应兼收。综合比较百家之长，乃能自出新意，自创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