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说，现代俄罗斯的战略思维是在发展和进步的，俄罗斯政府领导人批准的对外政策基本原则是“建立睦邻友好国家地带”，“与欧洲和亚洲建立平衡关系”，与国际社会建立“真正广泛平等的合作。叶利钦宣布“俄罗斯将摈弃原苏联操纵他国的做法，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并强调“俄罗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俄罗斯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国符合俄罗斯的利益。”“中国和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仍然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独一无二的现象。两种伟大文明的交汇还将为整个人类开辟广阔的前景。”特别是1996年4月25日中俄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双方宣布决心发展平等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标志中俄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尽管在俄罗斯仍然存在“大俄罗斯主义”、“全球主义”以及地方主义的排华等思潮，但不代表主流，更不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久加诺夫说，俄罗斯“应尽量避免在地缘政治上犯三大错误：(1)与乌克兰的争端引起斯拉夫民族的进一步分裂；(2)因车臣事件与穆斯林世界发生战争；(3)与中国发生冲突。”这是现代俄罗斯理智的、建设性的战略思维的代表。它是对17世纪以来彼得一世战略思维的否定，宣告旧俄罗斯传统的扩张战略思维正在走向终结。普京上台后，虽然继承叶利钦外交的基本框架，但在总结俄罗斯几百年外交史成败荣辱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国家战略，明确以国家经济利益定位，在认同本身是西欧文化的一部分的同时，强调俄罗斯是欧亚大国，维持战略平衡。倡导以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权威和社会团结的新俄罗斯思想。俄罗斯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它注定要转变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并走上国家复兴的道路。
(六)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进行哲学上的反思
三百多年前，乘坐“五月花”号轮船第一批在北美上岸的美国先驱者，他们具有冒险犯难的开拓精神和追求自由的理想。另一方面，他们的后继者又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压迫甚至灭绝政策和蓄奴贩奴的罪恶勾当。美国的战略文化就是建立在这两种传统的基础上的。冷战结束后，美国把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作为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全球政治文化潮流的创造者”自居，试图把一个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多样化的世界用美国的价值标准统一起来。这种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价值取向，理所当然地受到比美国文明要悠久得多的东方文明的抵制。西方许多国家也不愿意采纳只符合美国本身利益的观点和政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得人心。多元格局需要以各主要地区格局的形成和稳定为前提，而地区格局则以地区经济和文化为重要基础。世界现存的各种文化都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并且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它们之间可以交流、吸收、兼容，但不能取而代之。那种企图以自己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标准，统一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认识，甚至强迫人家接受，这就是典型的强权政治以及体现强权政治的战略文化。它必然要和坚持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战略文化相碰撞。这种碰撞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明与文明的碰撞，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东方与西方的碰撞。其本质是强权战略与捍卫主权的碰撞。“文明冲突论”容易把个别事件、局部冲突误导为民族与宗教间的冲突。这是十分危险的。
美国的战略文化缺少悠久的历史哲学传统，但有着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通过几次战争大大扩展版图，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把自己的利益和影响扩展到全世界的经历，从而使自己充满自信和自负，富于创造性、开拓性和重技术，但同时也富于进攻性、随意性和重自我。没有历史文化包袱、也没有这种严肃感，说话可以不算数，可以前后矛盾。美国国会在许多情况下对别国的态度不是基于对别国的了解，而是基于对别国的无知。因而美国经常是在不了解和不尊重别国历史文化的情况下，莽撞地介入别国事务。无怪乎有人评论说，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美国可算是一个几乎没有历史的民族……美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几乎都毫无历史意识。美国人对于任何问题都惯于采取个别的解决而很少能作全盘的考虑。”“美国人所代表的是一个急功好利的民族，缺乏远大眼光，常犯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的毛病。”这个评论是耐人寻味的。美国难以推行有效的世界战略，其原因不仅来自美国经济和军事方面，而且来自政策和文化方面。从战略文化角度看，从美国人民的安全和长远利益看，美国需要进行哲学上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