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小城镇化？这些路都尝试了，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出现了大量新问题，特别是多数进城农民工成为城市底层人口和候鸟式流动大军。于是，近两年的讨论集中到就地非农化上。就地非农化表达了农民不一定要进城，可在本乡本土通过非农产业发展经济，增加积累，提高收入水平。笔者认为，就地的概念是必要的，但是非农化的含义太局限，因此将就地非农化作一修正，改为就地多元化。
什么是就地多元化？笔者认为，就地多元化并非人类历史上已经经历过的现代化模式，而是由人口规模、资源短缺、环境制衡种种要素合围出来的轮廓性的方向。在人地冲突和城乡二元体制、社会化小农村社制长期存在的中国，就地多元化可能是实现农民现代化的唯一可行方向。
就地多元化的基本轮廓有这样几条：一是农村生态地理环境大体上维持原貌，有相当的比例的农耕土地。二是农民的身份并没有变成城市居民。三是农民的谋生方式多元化。可以在城市或乡镇打工，在农村消费，土地作为生活资料永久保留，打工的收入鼓励其返回农村作为自己和家人享用低价高质的公共服务的代价。四是农村社区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具有与周边城市带相似的水平，它并非基于当地的经济收入而是政府大力推行社会政策的效果。五是社区生活是开放的，与社区外更多交流与互动，人口聚居的程度低于城镇，高于自然村或行政村，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封闭的农村社会，又不同于脱离自然生态生造出来的现代城市社会的居间的生活方式。比起城镇，它的人口构成的同质化程度要高得多、人口也没有那么集中、社区形态相对也比较单纯，它是在广阔的自然空间内被建构出来的更符合人性和人的需求的社会空间。
一、为什么中国只能选择就地多元化
就地多元化是促进农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基于以下判断：
首先是由中国的人地矛盾冲突的规模决定的。
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剩余劳动人口的基数太大。根据2003统计年鉴，接近13亿人口里农业人口的比重达到60.91%,7亿8千240万人，其中农业劳动力有5亿人。按照市场需求、技术、耕地的水平、农田设施等等核算，农业劳动力有1个亿大体上够了。就是说，有4亿农村劳动力是属于就业不充分的农村失业者。其中，到城市打工的有1亿3千万人左右，也就是说，静态地看，有2.7亿人是需要继续向外转移的劳动人口。中国人均耕地太少，不足世界的三分之一，且逐年下降，现在已经减少到１．４１亩，目前每年征占的土地1200万亩以上，25年后，耕地的总量要减少3亿多亩。人均耕地面积会更少。
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设计目标，加快下一步的小城镇建设，到2030年就是“两个对半”，如果一半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到那时总人口为16亿，即使完全达到这一发展目标，也还有8亿人得留在农村。即便城市化率超过60％，也仍然会有40%的人口，6.4亿人在农村生活。
这就意味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25-30年间，中国没有可能将农村人口基本上转移为城市人口。可以预见，农民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生活方式将长久地存在。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就只能是就地多元化。
农村人口就地实现多元化的构想超出了迄今为止的人类经验。人口的规模往往是演成超常态社会和超常态变化的基础。中国的封建社会上千年呈现超常态的稳定结构，上个世纪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小米加步枪战胜了飞机加大炮，又在30年间初步建立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以及上个世纪最后20年令世界惊诧的经济改革，以及最近几年作为中国崛起标志的经济规模和国内外市场的加速度，都证实着规模的奇迹。同时，规模导致的社会问题也往往超出常规和常识。十几亿人口和几百万或几千万人口是不同的量级。很多事物的通行发展规则，放在十几亿人口的基数上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对一个人口小国来说的辉煌成就，除上13亿人口也许算不上什么，而任何微小差误乘上13亿人口，可能就是天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