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运用多种手段，推进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的个人资产积累。
要解决农民内部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帮助贫苦农民脱贫致富，不能仅仅依赖转移支付的手段给予收入补助。因为救济穷人只能暂时减轻他的困难，但没有可能减轻他的贫困水平。救济供养了弱者，但无助于使他们变强。要实现减贫就必须超越传统的以收入为基础的救助政策，转换为以推进资产建设为基础的社会政策。除了促进社区公共资产积累之外，运用多种手段促进农民户的个人的资产积累和个人消费选择，是一个具有广阔前景的重要的政策。
增强贫困农户的个人能力，促进其个人资产的积累也是发展型农村救助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鉴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之后，中国农户致贫并非由于缺乏生产生活资料，而是因各种原因导致自身能力不足，仅仅采取类似城市低保制度的补差救济方式，不仅难以实现，而且，比城市更加容易导致救助对象陷入贫困陷阱。新疆呼图壁县民政局联合当地银行，利用农村养老金个人账户卡作为质押物，帮助农民对自己的和邻居的养老费储蓄实现春天贷款、秋天还款的周转和增值积累，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农民个人资产积累的新方式。只要在此基础上增加对贫困户的养老金个人储蓄的鼓励政策，就能够产生一种动力，推动贫困户增进对自身价值的认知、自信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第四，以政策鼓励农民建立自治组织，形成利益自我表达的机制。
中国的农村问题，一直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研究的对象。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近百名留学国外归来的知识分子坚持了十余年的一场改造农村的运动。自那之后的中国农民革命战争以及1949年以来的农村土地改革，78年以来农村再次土地改革，关于农村的革命或者改革几乎延续了一百年。百年来的革命带头人都是以农民的名义，以农民利益代表的名义，去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中国农村社会中真正缺乏的，是农民自己建立自己的社会组织，管理自己的社区，形成利益自我表达的机制和增进自己的组织、协商、协调的能力。
目前，农村的农民组织大都只停留在专业技术协会的层面上，少数地区有了农会和其他公共利益组织例如农民医疗合作社。
当前，中国政府已经发布了鼓励发展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政策，农民合作社的立法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中，这为农村自治组织的发育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在这方面，东亚尤其日本在上个世纪50年代针对小农经济社会的基本政策安排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政府以立法的方式要求分散的小农户组成全国统一的互助团体（共济组合）和发展地方网络，全国团体就农作物的产量、布局、粮食价格、农民互助医疗、互助养老等重大问题，与政府直接对话，并在协商决策之后通过共济组合的地方网络全面推行。
如果中国政府再进一步，能够将鼓励农民自治组织与推进农村社区公共资产的政策相整合，就可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系统效果。当然，这需要试点和政策设计。可以考虑在不同的行政层级设立若干农村改革综合试验区的做法，实施和推进农村社区的重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