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这样的原则发展农村的产业，就要以促进保护资源为前提的就业机会为重。无公害、无污染的高效绿色农业生产及其绿色产品的市场销售业应该排在首位。这类产业不仅可以发挥农村的优势，而且直接进入市场，能够适应农民对现金的需求，帮助农民尽量增加货币收入。其次，对于资源受到严重破环的地区，政府需要认真考虑设置大地园丁的政策，即将一部分农民户聘为当地的大地园丁，由政府来支付保护自然资源的大地园丁津贴。
不过，大地园丁应该不是个体形态，而是集体形态，农民以土地为个人资产产权入股形成土地合作社，合作社进行集体经营，大地园丁的津贴由政府统一发给合作社。这样做，有利于低成本地改变农业的外部条件，扩大农户经营规模，为农业向市场经济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必要的组织和制度基础。
其他的多元化的出路与此相似，即大体通过支持农民组织各类合作社的方式，尽可能扩大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户家庭内部的和外部的生产规模。例如在金融、批发、保险、流通、等非农生产领域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让农民组织有利可图。同时，在明文规定合作组织必须把收入中的大部分返还农民，用于农村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上，对农民合作组织免税。
第二，政府资助农民建设社区公共资产。
公共生活是构成一个社区生存环境的重要因素。人类发展史证明，生产力越不发达，公共生活对于维护社区安全的效用就越大。中国农村分田到户之后，尽管农民的个人收入有所提高，不过，缺少了集体的保护，缺少了由集体支撑的公益资源和公共生活，农民完全地原子化，重新回到一个高度分散的、孤立无援的状态。许多农村公共设施如乡村小学、敬老院、乡镇卫生院等陈旧破败，甚至一些村庄没有了公共用房，除了赶集还能走到一起外，几乎就没有设施和空间能够经他们凝聚起来。再加上村卫生室私人化，村社的互助传统受到忽视，人际关系恶化，这些都导致农村社区的社会公共生活并没有随收入的提高而改善，而是明显地下降了。
农村社区公共资产建设和在此之上的农村公共服务产业尤其是卫生、教育业结合起来，可以使得农民以比现在更少的现金得到比现在更多的公共服务。这不仅对于一般农民有重要作用，对于农村贫困人口的效果更大。因为，贫困农户的问题不仅仅是吃饭问题，更是无力使用社区公共服务（公共卫生、医疗、教育、养老、文化）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使社区农户在现行收入水平下享受显著高出该水平的社区公共服务，不仅贫困农民的救助问题可以大大缓解，而且有利于促进整个社区的和谐与发展。从经济角度，这样做的效果也可以降低公共性消费的个人支出，避免造成过量的货币收入压力。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社区经过20年的建设，形成了一批社区公共资产，为开展社区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现在，需要为建设农村的公共资产作规划了。
建设农村社区的公共资产，拓展农村的公共空间，需要政府发挥导向作用，给予一定的物质支持和技术支持。同时既要培育农村社区内部的力量，鼓励他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形成公共资产，又要发挥政府对社区公共服务进行整体规划、融资、评估、监督等功能。
这其实是一项农村社区重建的计划。目前由于取消农业税和乡镇体制改革，致使乡镇出现了一些闲置的公共资产。还有一些村小学的校舍、乡镇的办公室、以及乡办企业由于并撤而房屋闲置，这些都可以作为政府通盘考虑加强农村社区公共资产建设的因素。合理利用现有资产与发展新的农村社区资产相结合，可以用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推进农村社区资产建设的进程。
在这方面，韩国的经验值得借鉴。韩国农村开展的新村运动始于1970年。政府向农民无偿提供水泥和钢筋，要求他们在各自的居住区自行开展修房修路和改水美化的工作，鼓励他们主动地去创造美好的生活。新村运动逐渐为广大农民所接受，农民自发地成立各种开发委员会，修筑乡村公路、整治村庄环境，兴办文化事业，推广农业科技。经过10年光景，新村运动从农村逐渐向城市扩展，在扩展过程中，帮助城市消化了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在市政管理、社会秩序、公共道德等方面出现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民进城就业引发的城市过多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