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流散写作和离散文学的研究，对此我认为应该在下一节中专门予以讨论。
流散文学：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的新课题
"流散"(Diaspora)一词又译做"离散"或"流离失所"，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便被称为"流散研究"(diasporic studies)。虽然对流散写作或流散现象的研究始于90年代初的后殖民研究，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由于伴随流散现象而来的新的移民潮的日益加剧，流散研究以及对流散文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热门课题。毫无疑问，在这一大的框架下，"流散写作"(diasporic writing) 则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有人也许会问，研究流散文学现象是否可以纳入广义的国外华裔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围，我认为，上述两种研究都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大范围，由于流散文学现象涉及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有些还涉及两种不同的语言的写作，因此自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因此应当纳入跨文化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就近20年来的中国文学创作而言，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创作界几乎每隔五年左右就为当下流行的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提供一批可以进行理论阐释的文本。比如说，在1978年之后，当中国文学理论界沉溺于关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时，创作界便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往往走在理论的前面，结果使理论界的"滞后性"相形见绌。但是在讨论后现代主义时，一些具有后现代先锋意识并掌握了后现代主义写作基本技法的作家的创作却基本上和理论批评同步，因而使得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实践迅速地得以进入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对话的境地。因此我觉得，这说明了我们的文学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正在走向世界，并且日益具有了全球性，和国际水平缩短了时间差。而在后殖民主义写作领域，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则比较少，好在后殖民主义很快就淹没在广义的文化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大背景之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散居在海外的华裔作家的创作中找到优秀的文本。最近我们非常欣喜地读到一些出自海外华裔作家之手笔的作品，并自然而然想到把他们叫做中文语境中的"离散作家"(diasporic writers)。当然这个词过去曾译成"流亡作家"，但用来指这些自动移居海外但仍具有中国文化背景并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家似乎不太确切，因而有人认为叫离散作家为好。但这些作家又不仅是离散，有些近似流亡散居或流离失所，因此我认为译作"流散文学"比较贴切。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动流落到他乡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他们既有着明显的全球意识，四海为家，但同时又时刻不离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的创作意义同时显示在（本文化传统的）中心地带和（远离这个传统的）边缘地带。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我们若考察近20 多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便同样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然而却不无其内在规律的现象：80年代以来的获奖者大多数是后现代主义作家，90年代前几年则当推有着双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后殖民作家，到了90年代后半叶，大部分则是流散作家。当然对流散作家的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其广义的流散文学和狭义的专指全球化过程所造就的流散文学现象。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过程的演变也有着自己的传统和发展线索。
早期的流散文学并没有冠此名称，而是用了"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ists)或"流亡作家"(writers on exile)这些名称：前者主要指不确定的写作风格、尤其是让作品中的人物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状态的小说，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亨利·菲尔丁和美国的马克·吐温等作家的部分小说就属此范畴，但这并不能说明作家本人是处于流亡或流离失所的过程中；后者则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往往由于其不同的政见、或过于超前的先锋意识、或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与本国的文化传统或批评风尚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只好选择流落他乡，而正是在这种流亡的过程中他们却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如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挪威的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爱尔兰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英美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美国的犹太小说家索尔·贝娄、前苏联小说家索尔仁尼琴以及出生在特立尼达的英国小说家奈保尔等。他们的创作形成了自现代以来的流散文学传统和发展史，颇值得我们的文学史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仔细研究。而出现在全球化时代的流散文学现象则是这一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当代的自然延伸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