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文学语言或话语丧失的问题，对此我曾在另外的场合作过详细论述，(22)在此不再赘言。我这里仅想再次指出，近几年来，关于"古代文论在当代的转化"以及文学批评理论中出现的中国文论"失语"的争鸣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足以促使我们静下心来思考积极的对策。当然，要想在一个广阔的国际论坛上发出我们自己独特的声音，我们就必须对前人和同时代的国际同行的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这样我们的理论建构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有人认为"理论热"在中国已经成为历史，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认为，"理论热"并没有消退，只是这种单向度的"理论的旅行"--从西方到东方-应该掉转一个方向，从东方向西方运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在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方面，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西方进行平等对话，通过这种对话，来逐步达到理论和学术的双向交流，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逐步对西方的学者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的文学成就也已经引起了欧美主流学者的注意。美国的两部写于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学史，就有相当的篇幅就描写了亚裔文学，甚至相当的篇幅描写了华裔文学在美国的崛起，并且对美国主流文学的冲击，甚至有少数的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了文学经典，并且已经载入了史册。(23)所以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患了"失语症"的说法至少是片面的。中国文学理论在国际理论争鸣中暂时的"失语"现象并不会长久，如果我们能够借助于西方的语言媒介来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来表达自己的理论建树的话，建构自己独特的研究话语，那么，我们就将对中国的文化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推广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几乎人人都在学习英语，试图用这种具有世界性特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声音，那么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将有何作为呢？我们都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我们科学家已经非常自觉地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用英语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出来。在我们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相当一大批的学者还不能够和国际学者进行直接交流，要取决于翻译的中介。我们知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译的，这些翻译不仅会漏掉很多东西，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一种改写和建构。所以说我们要想使得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迅速地进入国际前沿，我们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也要借助于英语。我认为，在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时候，即使我们有的时候是用的全球普遍使用的语言--英语，但是话题的内容和观点却是中国的，也就是本土的，那么这就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会被西方文化殖民，与其相反，倒是会更为有效地使我们将中国文化学术的一些观点逐步介绍到全世界，从而一方面使得中国人文学者在国际论坛上的声音越来越强劲，另外一方面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其次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学研究中的身份问题，对此我也曾多次作过论述，(24)在此我也只想强调指出，由于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导致了人的身份的不确定。曾经确定的一种身份已经历了某种程度的裂变而成为多重或多种身份(multiplying identities)，(25)因此在学术界讨论后人文主义也成了一个热点课题。我们都知道在全球化的时代，市场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就使得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很多一部分程度上也受到了挑战，就是人类创造出了自己的高科技产品，这些高科技产品在某些方面又使得人本身受到一种制约，所以这么一来，人的作用就受到大大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人本身要把自己被压抑的主观能动性继续再发挥出来，所以这样就使得人的作用与启蒙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突出人和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时代，大大不同。所以我们称之为后人文主义，特别是这个时代，我们还发现，机器人，还有对人的克隆，使得把人性本身给扭曲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感觉到，人的身份问题，身份本身也充满了很多复杂的因素，过去我们都知道人对国籍户口是看得很重的，但是今天由于这个全球化的作用已不那么重要了。民族的身份是如此，文化的身份认同更是如此。认为可以返回某种"纯而又纯"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至少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是一种"天方夜谈"。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话语已经成为一种自满自足的、"不中不西"的混杂体：它既不属于中国的传统，也不完全是西方的"泊来品"，而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文论与西方文化和文论的交往和对话而产生来的一个"第三种"成分。同样，在今天的西方文学理论话语中，第三世界的混杂理论话语也比比皆是，我们已经很难分清哪些是道地的西方话语，那些是后殖民理论家的混杂话语。我想这种现象的出现为我们中国文学理论家的迅速步入国际文学理论前沿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