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的角度对全球化进行理论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也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例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3)特里·伊格尔顿、(14)霍米·巴巴(15)以及麦克尔·哈德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奈格里(Antonio Negri)(16)等都在不同的场合对之作了论述和研究。然而就其在中国文化界和文学界的影响而言，詹姆逊当居首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频繁地来中访问讲学以及他的主要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和所引起的讨论。在谈到全球化的影响时，詹姆逊主张从五个方面，或者说五种形式的影响，来讨论全球化现象：（1）纯技术方面；（2）全球化的政治后果；（3）全球化的文化形式；（4）全球化的经济；（5）社会层面的全球化。(17)这自然对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建构有所启发。在他的启发下，我也曾结合中国的文化知识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角度从下面七个维度对全球化进行了自己的理论建构：（1）作为一种经济一体化运作方式的全球化。(2)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全球化。(3)作为一种金融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全球化。(4)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全球化。(5)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6)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7)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全球化。(18)我认为，只有从上述七个方面来整体把握全球化现象，我们才能完整地准确地从各个维度来理解和把握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并且从它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和发展现状出发，积极地参与国际性的全球化理论研究和讨论，发出中国学者的强劲声音。当然，对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另文专述。本文的重点是文学研究中的全球化因素，因而我将在下面这一节里着重讨论这个问题。
全球化、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
如前所述，在讨论全球化现象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起步最早，并涉及的面最广，从经济到社会，并涉及了文化和文学生产，这一点也自然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翼知识分子所继承。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受其影响的左翼各学派都有自己的理论观点，然而，他们都基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之本质作了独特的解释，并推进了对全球化的深入研究。若从文化和文学理论的视角来看，欧美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对之有着最深入的研究，在中国的语境下所产生的影响也最大。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时，詹姆逊尤其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在他看来，辩证地说来，全球化创造了不同社会文化现象--诸如不同的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甚至不同的机构--之间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又必须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来考察。(19) 也就是说，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地遮盖并传达了文化的或经济的意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20)显然，从信息和文化知识传播的角度来认识文化全球化问题是詹姆逊由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中生发出来的一个新的方面，因为信息的无所不及和理论的旅行是文化全球化的两个明显标志。因此，"一个明显的途径就是，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输出和输入。这无疑是一个商业的问题；但它同时也预示了各民族文化在一个很难在旧的发展缓慢的时代设想到的浓缩空间里的接触和相互渗透。"(21) 詹姆逊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将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与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文化现象结合了起来，并发展了自己多年来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他告诫我们，在新的形势下考察全球化的文化方面要着眼于信息的流动和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这是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的重要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全球化也并非能够畅通无阻地不受任何形式的制约。这一现象一经出现，就立即受到另一股力量的抵制：本土化以及各种形式的种族族群和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化上：也即我们经常提及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这两种思潮都与我们这个开放的文学和文化研究视野不相契合。在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我们一方面注意到由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渗透，新的文学创作手法和技巧越来越被东西方的优秀作家所掌握，这就导致了评价标准的日益接近：近几年来的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得到文学研究界学者和批评家的普遍认可，即使存在着某些争议也大多是由于意识形态和不同政见所致，而并非由文学质量本身的缺陷所致。另一方面，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大家普遍关心的课题，如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问题、身份问题和流散写作现象等。正是在这样一些与当代人密切相关的共同话题上，来自东西方不同国度和文化传统的文学研究者才有了可赖以进行平等对话的平台。下面我结合这些现象在中国语境下产生的影响作一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