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思考基础上，我认为“改革家”们的关键建议－－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成世界中央银行－－是不现实的。这一建议当然是合乎逻辑的。全球化侵蚀了国家的权力，自然需要有对经济、金融和货币制度的全球化管理。但从对全球化事实的认识中，以这种方式作出的推论，理由是不充足的。没有任何经济可以离开政治、或离开国家。因此，经济全球化逻辑上要求一个能响应这一挑战的世界政治体系的建立，一个能在世界水平上管理社会调解的权力系统，就如同民族国家在他们自己的水平上进行管理一样。然而，这一领域的发展还不够成熟，即便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或欧共体的欧洲内部也不成熟，在更大的范围内就更谈不上了。所以客观上不可能有一个全球通用货币，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世界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和银行意味着政治问题已经解决了，而现在并不是这种情况。
世界中央银行的设想重复了 1945 年凯恩斯提出的主张。尽管经济全球化有了进展，但在当时使这一计划成为空想的原因今天仍然成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NIEO ）以及所拟议的发行国际货币（特别提款权）和“发展”之间的“联接”源于同一逻辑。这一计划没有任何结果，这是毫不为怪的。我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克服这一日益增长的矛盾，即对空间上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管理，和仍分割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管理之间的矛盾。在世界范围内的选择依然是：或是社会主义，或是野蛮。
无论如何，回答并提出解决方案是必要的。下面我将提出一些想法，我相信这些想法不是空想，因为它们有应付上述矛盾的余地。这些建议产生于建设多极化世界的视角，关注于控制中的、相互依赖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以及发达程度不均等的巨大地区的自治。因此，这意味着区域性货币体系及其详细情况。在我看来，世界中央银行或甚至欧洲中央银行的计划是把因果倒置，而我的建议则不是这样。我将作出的提议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的逻辑的一部份，即从今天的资本主义，包括它的危机，转向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的过程，它不可能是用什么魔杖在一夜之间完成，即便这魔杖是创立一个世界货币体系。
为发展提供基金的机构形成了一个星座，包括在布雷顿森林建立的机构，联合国建立的机构，区域委员会，以及和欧洲重建相关的机构。整体来看，这些机构在“万隆”期间，即 1955 年到 1975 年，处于鼎盛状态，其策略是通过现代化的自治国家的重建来“追赶”发达国家，在相互依赖中实施。“万隆”的真谛，即民族资产阶级的计划后来坍塌、崩溃，这个策略就面临危机，与此同时，资本积累的机制进入了一个世界性危机。
从管理资金总量的角度看，世界银行在这些机构中遥遥领先，从开始到 1992 年，银行批准的贷款共累计 2900 亿美元，现在它每年的签约数在 200 亿美元左右。此外，还必须加上每年由地区发展银行支出的约 110 亿美元。相比之下，整个联合国在 1990 年所签约的区区 6 百万美元的资金不足挂齿。联合国试图通过由 1978 年成立的粮食与农业组织筹集的农业发展援助基金与世界银行竞争，但最终不得不认输。
事实仍然是，从 1955 年到 1975 年，联合国执行了第三世界的万隆计划中的必要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乌·普莱比什（ Raul Prebisch ）－－最早提出“发展意识形态”的先驱、联合国经济发展会议（ UNCED ）－－对由第三世界在 1975 年提出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计划的定型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些机构的动议恐怕对世界银行的政策没有什么影响，但另一方面它们在其全盛时期的确对“联合国发展计划”（ UNDP ）及其一些专门机构的努力发挥了显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