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设想哲学的文学方式--哲学被设想为一种获得文学效果的写作。这并不是说对哲学文本的评注不必要，而是说对这些文本也必须从修辞的角度进行阅读和对此作语境分析，正如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惯常所做的那样，因此，文学性成分已进入了理论。
就理论是一种力图谈论非同一性、变化、另类、不确定性或超出工具理性之外的另类事物而言，它表明自己具有后-启蒙诗的文学血统。阿多诺在《起码的道德：来自被损坏的生活的沉思》中，有一段谈及思想任务的名言，将文学的目的和理论的目的合在一起。
"必须形成脱离这个世界的眼光，从而凭借它与世界的断裂和裂缝，将这个世界显示为它在救世主的光芒中所显出的贫乏和扭曲。思想独有的任务是：获得这种不带任何意愿和暴力、完全来自其与对象直接接触的眼光。这是最简单的事，因为这一情形急切地吁求这种知识，的确，一旦正面地看待彻底的否定性，它就会勾勒出其对立面的镜像。不过，要获得这种眼光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它先行假定了一个脱离生存世界（哪怕是一发之隔）的立足点，而我们很清楚，任何可能的知识都必须首先从存在的事物中强取（如果它必须被认识的话），不仅如此，这些知识还因此打上了它力图摆脱的歪曲和贫乏的印记。思想愈是情绪冲动地为了无条件地思想而否定它的条件性，它愈是无意识地、愈是如此不幸地被交给了这个世界。甚至为了思之可能它必须最终领悟到思之不可能。不过，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17]
这一设想的文学性显示在这个困难的结句之中：与如此对思想的要求相比，救赎本身能否实现的问题几乎不太要紧。正如在文学中那样，思想要有另类性。不过，我们将不再在救赎的幽灵出没的道路上冒险，而以另一种方式谈论文学性成分的弥漫。
在有关文学兴趣的讨论中，纳泼说：新历史主义卷入了文学兴趣从文学作品本身向在历史场境中把握的文学作品的转移：结果，事实上，作为文学兴趣之对象的新的结构是文本与语境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当然，语境即更多的文本）。文学兴趣不来自于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关系，或者作品所言和作品所为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是来自于，比如，它激发并介入其中的颠复与遏制的辩证法。大量新历史主义者解释的含混性源于这一事实：他们的目的不是判定（比如说）"某种戏剧在某种特定时期是某君主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呢还是原因"，而是阐明一种像文学作品一样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纳泼写道："关键是看戏剧（它处于与国家难以界定的关系之中）如何（对那些关注权力关系的人）变成了与国家相互暗示的东西"。（104）文学兴趣的对象--被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学结构而加以探究的东西--是处于某假定语境中的作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探究不是以对历史的解说为其目标，而是以对某种历史性对象的阐说为目标，这展示了文学兴趣的结构。
D o辛普森（David 辛普森）在最近的一本著述《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这本书（应该说明的是）以一种批判和抱怨的态度争辩说：并非像一些保守的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文学被忽略和被放逐到了大学的边缘。
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了别的样子。辛普森力图说明很多学者和学科为了描述世界而甘愿接受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术语。他指出历史著述曾认为自己已摆脱了人文性和文学性，然而现在故事讲述回到了历史著述的中心（辛普森谈到了"故事讲述的流行病"），他概说了这一现象的方方面面，在历史、哲学、女性主义和人类学中，对秩事和自传的求助，对"详细描述"和"乡土知识"的推崇，以及对"谈话"或修辞的使用。当前的知识采用了文学形式，这便是人文学科的变化。正如辛普森解释的那样，对具体性和历史特殊性的追求并不是新式经验主义的一部分，而是吁求文学特殊性之价值，吁求具有文学话语特性的个别中一般在场的表现。比如，Co吉尔滋（Clifford Geertz）的《乡土知识》并没有导致经验主义的统治，而是显示了全部知识要求的不完备性和不稳定性，它吁求以现实的生气勃勃替代经验主义的统治。文学性成分统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