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与身份问题的关系而言，例子结构十分重要，而身份问题对当代理论又十分关键。自我是天生的抑或是被造成的，对它应从个体方面思考还是应从社会方面加以思考？文学总是与这些问题相关，文学作品提供了身份如何形成的大量潜在的范例。有关于身份在根本上是由出生决定的叙述：由牧羊人养大的国王的儿子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一个国王，并当其身份被发现之后他合法地成了国王。在另一些叙述中，人物随其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他们通过可能出错但却有力的识别而获得身份；或者在人生苦难中发现的个人品质成了确立身份的基础。
当前，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种族、性别、性的理论研究迅速扩张，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也许是：对有关身份构成诸要素的功能所进行的复杂的政治社会性解说而言，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如，我想到了Eo塞奇威克[Eve Sedgwick] 和 Jo巴特勒[Jndith Butler]对Wo戴瑟[Willa Dather]小说中交叉性别识别的讨论--社会学家梦想不到的解说。）[12]
请考虑这一潜在的问题：主体的身份是既予的某物呢还是被构成的某物。在文学中不仅这两种情况都有，而且常常在常见的情节中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的纠葛。正如我们所说，在常见的情节中，人物不是经由了知他们过去的事情，而是通过他们变成其后转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天性"的东西的行为而"发现"他们是谁。对最近的理论而言，这种结构（在此你必须成为按推侧你已然所是的存在）是作为自相矛盾的东西或阿泼瑞亚（aporia）而出现的，但它始终在叙述中起作用。西方小说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一直存在着在与世界相遇中涌现出来的自我，这种自我（从读者的角度看）又被作为使自我产生的行为之基础。西方小说以此方式强化了一种本质的自我内涵，人物的基本身份是作为行为的结果，作为与世界斗争的结果而呈现的，不过，这种身份转而又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基础，甚至被当作这些行为的原因。这不是我们在有关本质主义的理论论争中正在与此斗争的东西吗？
可以说，大量新近的理论都企图整理那通常暗示了文学在谈论身份问题时出现的悖论。文学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描写个体，因此，有关身份的斗争是在个体内部以及个体与群体间进行的斗争：人物反抗或遵守社会规范与期待的斗争。然而，在一些理论著述中，有关社会身份的论争倾向于关注群体身份：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成为男同性恋，成为男人是怎么回事？因此，在文学探索和批评或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紧张。文学描述的力量基于其对个别性和范例说明性的特殊综合：读者读到的是有关哈姆莱特王子、简·爱或哈克贝尼·芬的具体描写，通过这些人物而假定这些人物的困难具有典范性。然而，何谓范例性？小说并无回答，正是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面对范例性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人物是哪一群人或哪个阶级的范例：哈姆莱特的状况具有普遍性吗？简·爱的困境在女性中具有普遍性吗？
因此，与小说中微妙复杂的探究相比，有关身份的理论研究似乎是简约的，小说可以通过个别事例的展示并同时凭借潜在的概括力量（也许我们都是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爱玛·包法利或J·斯达克斯[Janie Starks]）来有技巧的处理要求概括的难题。正因为如此，对文学范例性结构的理论思考，不仅对思考身份和代理问题十分重要，对任何将文学的特殊性与文学关涉到代理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正如在纳斯鲍曼[Nussbaum]和纳泼的研究中那样）都十分重要。
对理论来说，如果文学性成分的作用是对代理的范例性表达，那么，由于文学作品为理论论争提供了杠杆，文学性成分可以是理论中代理的来源。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巴特勒的《安提戈涅的要求》[14] 在这部著作中，文学的作用被说得十分复杂且过份确定（因而也难以确定）。众所周知，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安提戈涅提出了自认合法的要求（确切地说，这种要求是该剧接受史上的主要议题），因此，安提戈涅具有潜在范例性和关涉代理的文学描述。比如，Lo艾里咖瑞（Luce Irigaray）曾认为，安提戈涅可以为生活在今天的很多女孩和妇女提供自我确认的标准。不过巴特勒简洁的书名暗示安提戈涅--描述或文本--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如果在有关心理分析和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的持久论争（这些论争关注如何在理论上述说亲属关系和家庭结构的问题）中，巴特勒运用安提戈涅的言行，这不仅因为安提戈涅这一代理者在某种意义上是范例性的，更在于由安提戈涅的形象生发出一种从黑格尔到拉康到艾里咖瑞的有力的解释传统，这一传统已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概念以及家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概念。我们可以问：如果在突出范例性问题时，心理分析以安提戈涅而非俄狄浦斯为其出发点，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巴特勒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