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和80年代，我首次尝试在反实在主义和形而上学实在主义（"内在实在主义）之间采取一种中间立场[57]。上述情形就是我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我现在仍然维护那种做法所涉及的一些观点（也即，否认现实性要求一种独特的描述，以及把事实和价值视为相互渗透，而非支离破碎的观点。现在和过去一样，这些都是我的思想的核心要素。但是，另一方面，这一研究计划就整体而言，由于拘泥于将我们的感觉视为我们自己和客观外界之间的"界面"，而看起来有一些致命的不足[58]。
我绝不是开始被这些问题困扰的唯一的哲学家。米歇尔·杜米特考虑过其中一些问题，并且试图形成一种论证主义，能免于我在实证主义里所见到的那种现象学倾向。在同一时期，理查德·罗蒂与科学实在主义发生了决裂，并朝着起初与德里达?quot;解构"相关，此后又与美国实用主义有关联的方向发展[59]。就像奎因那样，罗蒂也拒绝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在词和物之间存在着任何决定性的指涉关系。但是（与奎因不同），他认为，较之在其他方式上令我们满足的说明，科学的说明不见得有更多的权利被称之为"真"。对罗蒂来讲，"真"不过是用来"称赞"我们所喜欢的信念的一个形容词。
尽管我可以接受杜米特的"论证主义语义学"，并且在我看来，罗蒂几乎放弃这样的观点，即认为确实有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存在着，但是令我高兴的是，在分析哲学里，已经成为典型的实在主义形而上学的问题上，他们看到了同样一些困境，而这些情况正是我当时所看到的。 哲学回归的历史
在"语言如何依存于客观世界"这一问题上所存在的哲学困难，借助于自然科学的进一步研究，包括思维的计算机模式，不会得到解决，我终于看到了这一点。我在上文对发现这一问题的途径已经作了描述。这就是著名的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长期以来所论述的问题。泰勒尤其坚持认为，那些困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某些思维方法对我们来讲看起来是强制性的。他的论点是，对这种强制性的发展历史的研究，也即试图揭示有关观念的变迁谱系的研究，使得笛卡尔主义（或笛卡尔主义和唯物主义）似乎变成思考心理问题的唯一方法。如果没有这样的研究，我们永远不能看出，滋生出这些问题的一些假设是多么随机不定。只要没有看出这一点，我们就回一直胶着于那些问题。不过，70年代末，当我撰写《理性、真理及历史》一书时，我还没有听说这种情况。不过，1980年，（受理查德·罗蒂的影响），我开始认真研究威廉·詹姆斯，而且立即对詹姆斯的观点留下深刻印象。他坚持认为，把经验描述为"内在于"我们的心理（或大脑），这种做法是一种错误。在这之前，通过阅读奥斯汀的《感觉与情感》，我意识到可以否定界面观，但还是摒弃了这一想法。但是，当我在80年代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时，我终于懂得（纵然詹姆斯的方法包含有一些站不住脚的因素），但在认为必须放弃传统的观念这一点上，詹姆斯是对的[60]。此外，（连同普特南的著作），我开始研究约翰·杜威的卷轶浩繁的著作，它们在探讨伦理学的问题上，提供了一条思路，也即避免了许多标准的二分法（绝对之于相对，工具之于范畴，如此等等。）[61]
大约在那时候，我意识到，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哲学家，约翰·马克多维尔，极力主张抛弃新笛卡尔派的思维图式，以及事实和价值二方法，而绝大部分分析哲学似乎都拘泥于此。许多年来，马克多维尔的观点只以偶尔几篇论文和谈话的形式出现，但在1991年，他在牛津开设了约翰·洛克系列讲座（现在以《心与世界》为题出版）。我本人就若干相关问题所做的杜威讲座，1994年开设于哥伦比亚大学。在这两组讲座里，新笛卡尔派的观点，在彻底参照哲学史的同时，得到了明确阐述（正如查尔斯·泰勒所极力主张的）。长期以来一统天下的观点，即认为"哲学是一回事，而哲学史是另一回事"，显然行将寿终正寝。或许这是一种过于乐观的估计吗？ 大陆分析哲学的（不予）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