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贝拉及其学生们的讨论，在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后，"国家"逐渐取代了"上帝"而成为新的主导概念；接着，"自我"似乎又"取代、或者至少是主宰了上帝和国家的概念"。而在"公民宗教"的一贯思路上，贝拉实际上还是要着重证明："我们的一些最深层的问题，就产生于基督教新教的形式--殖民文化便是第一个实例"。即使在最早登上美国大陆的清教徒那里，"上帝"的主导概念尚未受到"国家"和"自我"的威胁，贝拉也认为"国家和自我从一开始就是重要的亚文本（sub-text）"。他以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1630年在上岸前夕宣告的"基督教之爱"（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为据："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教会与国家的混杂，正是这一点，使温思罗普将占领马萨诸塞港湾视同于古代的以色列。"这也就是贝拉在"美国的公民宗教"之命题下反复强调的"’选民’和’上帝的新以色列’等象征体系" 。有如《马可福音》第5章14节关于"城造在山上"的隐喻一样（贝拉从中读出的意思是"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公民宗教"中的自恋性情结，就在于"一种历史悠久的倾向"，即："将美国认同为上帝之城"。
贝拉从"公民宗教"的角度展开的诠释，既是在美国社会的基础上诠释当代美国的基督教信仰，也是以基督教为依据诠释美国的社会。这种"互释"当中包含着贝拉对"美国基督教"之意义的一种细微的辨析："人们常常指出新教改革……用国家教会取代了世界性教会，上帝的荣耀成为民族的荣耀，从而为现代民族主义铺平了道路；……而美国却是通过实现了的千年希望，将上帝的荣耀融于民族的荣耀。"因此非但温思罗普俨然一副上帝代言人的姿态，就连被贝拉称作"唯一的公民神学家" 的林肯，在他看来也体现着美国式的"上帝判断"；所以林肯"引用《诗篇》第19章9节，认为上帝的判断既是真实的又是正义的"无非是"声称上帝反对蓄奴制"。贝拉甚至说："据我们所知，教会对林肯来说已经失去了全部意义，只有国家才必须承担信仰的使命--尽管这不相匹配。"
注释：
[1] 我将其描述为这一运动的所谓核心信条的那些观点，在艾耶尔有关逻辑实证主义的著名通俗读物《语言、真理和逻辑》（伦敦：高南茨，1936）一书中得到辩护。它们逐渐形成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坚信的基础模式。这一基础模式在以下范围上是确切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相信，形而上学的说明是无意义的（尽管他们在哪些说明属于"形而上学的"这一问题上意见不一），这些说明可以与"认知上有意义"的说明（科学说明）区别开来。这样做是借助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些说明要么是经验上可以证实的，要么是通过诉诸逻辑（包括数学）和定义而决定的（参见注47）。伦理说明，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也被视为"无意义"，倘若将它们看作是表达了有关客观外界的真理的话。不过，如果将它们看作是"情感"的表达形式，也即表达某种态度，呼吁别人共有某种态度的方式，那么也允许赋予其二级意义。
[2] 所有的实证主义者都相信，全部的经验真理都是有关感觉材料的，这大概是最顽固的一种误解。甚至卡尔纳普在《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柏林：维特克雷斯-弗那格，1928)一书里提出的有名"Aufbau"，也仅仅是断言，感觉材料为重构科学说明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汉斯·莱辛巴赫在《经验和预测》一书中，对这种现象论毫不掩饰地表示了仇视。
[3] 事实上，所有的科学概念--尤其是，可观察的科学概念--都充满了理论，这种观点，自20年代初期以来，举足轻重地出现于努拉斯和卡尔纳普的论文之中。
[4] 这是一种误解，对此，主要应受指责的是托马斯·库恩影响深远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第二版，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无论莱辛巴赫，还是卡尔纳普，都是在科学革命，即爱因斯坦革命之后进入哲学领域的。汉斯·莱辛巴赫的《相对论与先验知识》一书（柏林：斯普林格，1922；贝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1965），严格讲，是关于如何解释科学的革命。它同时不强制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在这场科学革命发生之前和之后出现的种种理论是"不可比较的"，而这正是库恩后来所倡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