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康德那里学到很多，而无须称自己为康德学派；我们也可以从詹姆斯和杜威那里学到很多，而无须称自己为实用主义者；我们还可以学习维特根斯坦，而无须称自己为维特根斯坦学派。同样，我也可以从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奎因，以及达维森那里学到很多，而无须称自己为"分析哲学家"。为什么我们不能只做"哲学家"，而去掉那个形容词呢？
??然而，黑格尔的思想并不全在“我”的度中，而且同时还是在“他”的度中，因而也是在“（存）在”的度中。思想不能当下直接把握自身，必须通过“（存）在”（他）、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斗争（矛盾），才能自己把握自己，因而对黑格尔来说，思想自身的把握，为一个辩证的过程。思想──人之本质，在“他在”中显现自身的过程，这就是黑格尔的精神（思想）现象学。
??黑格尔的哲学预先设立了一个活泼的、外向性的“精神”（思想），先“他在”化而又期待、争取着向自身“复回”。这就是说，黑格尔设定了一个与存在（他在）可合、可分的绝对的思想，而胡塞尔则认定思想原就在生活的世界之中。作为剩余者的“思”，并不是概念性的“纯思”，而是非概念性的“纯心理”（pure?psyche）。纯思是抽象的；纯心理则是具体的。纯思的“我”为思想者，纯心理的“我”则是生活中的“人”。
??人不但“活动”起来──因为精神本是活泼的，而且“实在”起来，现象学的剩余者、多余者为“有”，而非“无”。纯思的度，为“无”的度，为“无度”──无限。沙特?Jean—Paul?Sartre?说，人给世界增加个“无”，思想、意识为不（非）存在。但我们却确确实实地知道人“有”思想，人“在”思想。“思”和“在”在人身上（body），绝不可分。我思与我在绝不可分。我思不是无，而是有；我在不是物，而是人。我之“思”，必为“在”；我之“在”，亦必有“思”。
??我之“在”不是“在”那虚无缥缈、乌何有之乡，而是“在”一个世界中，在时空中，在世间。我之“思”和我之“在”不可分，即我之思和我之世界不可分。我在世界中，即思在世界中，既非纯思，亦非纯有。
??纯思为无，“纯有”又何为？
??纯有可以不是“有”（存在）之概念，因为概念为无，这个纯有就与无同一，这是自相矛盾的，因此纯有应是实实在在的“有”；但是这个“有”对智慧、思想就是封闭的，是智慧之光未曾照耀到的地方。纯有为暗，为玄，为幽、为冥。暗不是无，而是实在的“有”。纯而又纯的“有”，为玄而又玄的“在”。对这个“有”如硬要去思它，则必是玄思、冥想，如同在黑夜中玄思冥想。这是一种脱离（没有）世界（实际）的思。玄思、冥想与幻想、幻听一样，为疯的病根。长期以来，西方人企图用形而上学（后、元、原物理学）来治疗这种玄思冥想的病，想通过一个清楚明白的概念学说体系使那个“暗”，那个纯有，“明”起来，但逐渐被发现，疗效甚微。
??“有”（存在）可以被想象成纯而又纯，不但可以概念化，而且也可以成为暗，但“是”则必要“是”些什么。有可以想象成无名之朴，惚兮恍兮；但“是”则必有“名”相随。纯有之暗，可以是真实的，其中有象，其象还可以甚真，但不可为真理。真理为真之即以为真之理；亦即是什么之所以为是什么之理。西方人把“是”动名词化，为一纯粹之“是”，从而把“是”当作“有”，于是把这个纯有当作哲学（智能）之对象，才有以纯有（无限……）为对象的传统形而上学。把无限当作一个全体性的什么来研究，似乎这个无限也可以对象化成为一个什么，从而可以用范畴体系去把握它，这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办法。这种学问的体系与物理学无异，但其要解决的问题，却是不同于物理学，是在物理学之外，之上，之后的。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是西方人用来医治思想病的一种不太好的治疗方法。
??这种治疗学式（therapic）的哲学，源于西方远古的某种崇拜。西方哲学在其母胎里留有这种原始宗教崇拜的痕迹。泰利士?Thales?的“水”和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之“απει?ρον”原为暗、无定，哲学就是要研究这个不透明的暗的本源（始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是西方哲学史上很关键的人物，他的“λο γο?”使古代希腊人摆脱那原始崇拜的影响，有了烛照一切（万有）的火；但由于那个万有之全的深渊仍在作祟，所以那个“λο γο?”渐渐竟成为只有一种先天形式意义的逻辑（logic）。逻辑是健全的理性，而且只有逻辑才是健康的，但逻辑却只是形式，只是思想的形式。这就是说，思想只有在没有内容（脱离实际、没有世界）的情况下，才是健康的、明亮的；哲学之所以使人健康，就在于它是形式的、纯思想的学问。这样，只有在“思”与“在”分离的情况下，“思”的病才能治愈──这是传统哲学的一种隔离治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