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实在主义，似乎只是加重，而不是解决这些问题，原因在于，在科学实在主义者看来，只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将指称还原为物理学所运用的概念，而这看起来没有可能，
要么就认为（奎因也这样）。存在着决定性的指称关系这一点，不过是一种幻觉。我开始疏远赤裸裸的科学实在主义。这一部分是出于这一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我发现哲学家的重要工作所在。这样的哲学家总是坚持，在认知理解的问题上，对艺术的理解，与对科学的理解同样重要。这位哲学家就是纳尔森·古德曼。我发现自己赞同古德曼的立场，他坚持认为，对于客观世界并没有"现成"或"固有"的描述。许多描述都会"适合"，但这取决于我们的兴趣和目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碰巧所喜欢的任何东西，都是"适合"的。说不只一种描述是正确的，并不意味着，每种描述都正确，或者说，这种描述是主观的。）当古德曼偏激到认为，不只一种"世界"，而是有许多世界，并且这些世界都是我们亲自营造的[56]。我一方面不能赞同这种看法，但另一方面，我仍然发现，其著作不断激发我们的灵感。那时候，我还开始认真对待这样一种观点，它是我第一次在宾夕法里亚大学和加州大学的实用主义者老师那里听说的：这种观点认为，"价值判断"根本不是缺乏"认知意义"，而实际上预设在所有认知活动之中。事实和价值相互渗透。
70年代和80年代，我首次尝试在反实在主义和形而上学实在主义（"内在实在主义）之间采取一种中间立场[57]。上述情形就是我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我现在仍然维护那种做法所涉及的一些观点（也即，否认现实性要求一种独特的描述，以及把事实和价值视为相互渗透，而非支离破碎的观点。现在和过去一样，这些都是我的思想的核心要素。但是，另一方面，这一研究计划就整体而言，由于拘泥于将我们的感觉视为我们自己和客观外界之间的"界面"，而看起来有一些致命的不足[58]。
我绝不是开始被这些问题困扰的唯一的哲学家。米歇尔·杜米特考虑过其中一些问题，并且试图形成一种论证主义，能免于我在实证主义里所见到的那种现象学倾向。在同一时期，理查德·罗蒂与科学实在主义发生了决裂，并朝着起初与德里达?quot;解构"相关，此后又与美国实用主义有关联的方向发展[59]。就像奎因那样，罗蒂也拒绝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在词和物之间存在着任何决定性的指涉关系。但是（与奎因不同），他认为，较之在其他方式上令我们满足的说明，科学的说明不见得有更多的权利被称之为"真"。对罗蒂来讲，"真"不过是用来"称赞"我们所喜欢的信念的一个形容词。
尽管我可以接受杜米特的"论证主义语义学"，并且在我看来，罗蒂几乎放弃这样的观点，即认为确实有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存在着，但是令我高兴的是，在分析哲学里，已经成为典型的实在主义形而上学的问题上，他们看到了同样一些困境，而这些情况正是我当时所看到的。 哲学回归的历史
在"语言如何依存于客观世界"这一问题上所存在的哲学困难，借助于自然科学的进一步研究，包括思维的计算机模式，不会得到解决，我终于看到了这一点。我在上文对发现这一问题的途径已经作了描述。这就是著名的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长期以来所论述的问题。泰勒尤其坚持认为，那些困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某些思维方法对我们来讲看起来是强制性的。他的论点是，对这种强制性的发展历史的研究，也即试图揭示有关观念的变迁谱系的研究，使得笛卡尔主义（或笛卡尔主义和唯物主义）似乎变成思考心理问题的唯一方法。如果没有这样的研究，我们永远不能看出，滋生出这些问题的一些假设是多么随机不定。只要没有看出这一点，我们就回一直胶着于那些问题。不过，70年代末，当我撰写《理性、真理及历史》一书时，我还没有听说这种情况。不过，1980年，（受理查德·罗蒂的影响），我开始认真研究威廉·詹姆斯，而且立即对詹姆斯的观点留下深刻印象。他坚持认为，把经验描述为"内在于"我们的心理（或大脑），这种做法是一种错误。在这之前，通过阅读奥斯汀的《感觉与情感》，我意识到可以否定界面观，但还是摒弃了这一想法。但是，当我在80年代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时，我终于懂得（纵然詹姆斯的方法包含有一些站不住脚的因素），但在认为必须放弃传统的观念这一点上，詹姆斯是对的[60]。此外，（连同普特南的著作），我开始研究约翰·杜威的卷轶浩繁的著作，它们在探讨伦理学的问题上，提供了一条思路，也即避免了许多标准的二分法（绝对之于相对，工具之于范畴，如此等等。）[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