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尤其是，布纳德·威廉姆斯：《笛卡尔：纯粹研究计划》（哈蒙斯沃斯：企鹅出版社，1978），第299页。
[38] 当代数学家会接受这样的句子："存在着大于25的数"，而当代生物学家会接受这样的句子："存在着导致人类疾病的微生物。"由于这一点，奎因的本体论承诺的标准意味着，这些科学家"承诺"数和微生物的"存在"。而且，由于存在是单义的，数和微生物都在严格同一的意义上存在（如果当代科学是正确的话）。
[39] "数学化的成功与限度"，收于奎因《理论与事物》（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第149页。
[40] 参见大卫·刘易斯：《反事实》（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第84-91页。
[41]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克拉普分社，1970）。
[42] 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约翰·罗尔斯："道德理论的独立性"，1974年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主席就职演说，载于《美国哲学学会议事录》第48卷（1974-1975）：第5-22页。
[43] 马基：《伦理学：若事生非》（哈蒙斯沃斯：企鹅出版社，1977）；吉尔布特·哈曼《道德的本质：伦理学引论》（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
[44] 布纳德·威廉姆斯：《伦理学和哲学的限度》（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
[45] 这三个人是罗杰斯·阿尔布里顿、斯坦利·卡维尔，以及布顿·德里本。德里本从哈佛退休后，现任教于波士顿大学。不过，比我年轻一些的同事瓦伦·格尔德法布，除了在逻辑学和分析哲学方面做出了优异成绩之外，今日，在延续哈佛的维特根斯坦研究传统方面，也助了一臂之力。
[46] 参见普特南《思维、语言和现实》，第15、16、17章。
[47] 在所有的纯数学系统里面，都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语句。自从哥达尔取得这一发现以来，实证主义者们在其标准上作了种种复杂的调整，目的是为了避免认为，任何纯数学语句在认知上皆无意义。不过，这里，我的目的不是深究那些调整方法。
[48] 参见"数学必然性再思考"，载于普特南：《词与生命》（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大学出版社，1994）。
[49] 奎因对分析与综合之分的抨击，是对这样的实证主义观点的诘难：一定种类的说明（分析性说明），原则上，能免于经验上的反驳。奎因不认为可以对概念知识和经验知识（例如理查德·罗蒂）加以区分。持这样的观点的哲学家，是在悄悄认为，任何有效的概念知识观，在不可修正这一点上，与实证主义的分析真理观相似。但在《论确定性》一书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对河与岸的区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岸与河会换位，同时，有些岸比其他岸脆弱。他的意思是，在"语法"（概念）说明和经验说明之间存在着差异，哪怕一定的说明的地位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哪怕一些"语法"说明变得受人误解。
[50] 斯坦利·卡维尔最近有关这一课题的著作，包括《洒脱的条件和不洒脱的条件：爱默生完美主义宪章》（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对日常状况的追求：怀疑主义和浪漫主义思路》（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以及《哲学路线：维特根斯坦、爱默生、奥斯汀、德里达》（牛津：布拉科维尔出版社，1955）。
[51] 收于普特南：《思维、语言和现实》
[52] 克利普可：《命名于必然性》（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1980）。
[53] 参见普特南：《理性、真理和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
[54] 奎因：《词与物》（剑桥，麻省：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0）；奎因：《本体相对论及其他论文》（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9）。
[55] 奎因：《真理的追寻》（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第33页。
[56] 纳尔森·古德曼：《世界建构的方式》（印第安纳坡利斯：哈克特出版社，1978）。在古德曼、亨普尔、谢夫勒，以及我本人之间，就这一观点展开的争论，参见马克米克编：《星体构造：实在主义、反实在主义及非实在主义》（剑桥，麻省：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