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语境为神学提供的第三种资源，也许可以说是基督教末世论与后现代之"碎片化"处境的结合。特雷西批评说：现代的种种"主义"，实际上是要把"关于终极的宗教性他者的讨论"限定于"对上帝的一神论思考"，然而无论是自然神论、泛神论、现代无神论、现代有神论、还是现代西方的宗教思想，都并不能把握上帝的问题。基督教作为"成熟的宗教现象"，为现代思想提供了"无法想象的可能性"，即"不可能的领域"：其一是"真正的正义"，其二是"参与性的显圣（即圣礼仪式）"。
这"不可能的领域"是无法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加以理解的，因为特雷西认为："现代性的根本诱惑……就是系统化，用一种总整体性的系统使一切都失去差异"；后现代宗教与哲学的最重要变化，则在于"不再想把碎片……组成现代的整体性"。这使他进而想到：《马可福音》其实也是碎片化的、不连贯的，它的基础是"苦难记忆的碎片"，而不同于"《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将历史视为连贯的真实叙述"。在特雷西看来，当前正需要"一种对历史的末世论理解"，以批判这种"整体性的诱惑"。就神学的诠释而言，这意味着摆脱"我们所强加的辉煌叙事"以及"看上去的一致性"，并且"学会愉快地、而不是绝望地活在我们所拥有的伟大的碎片之中"。
特雷西针对后现代处境的神学诠释，确实有相当精彩之处。但是与此同时，他的开放态度既令人钦佩，有时也令人震惊。加之他行文之中特有的感染力（或者煽动性），使不熟悉神学思辨传统、或者太熟悉神学思辨传统的读者往往对他有所误解。
特雷西50岁生日的那本纪念文集之所以用"彻底的多元主义"开头，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他年过60的时候，"无调性音乐、RAP、波普艺术、新小说"等等，对于特雷西都已经"耳顺"。 不过伽达默尔说得好："柏拉图并不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 ；特雷西对"多元性"、"后现代性"的全部诠释，不可能引申为神学在其中的化解，而是要使信仰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1970年代以后，贝拉开始反省"公民宗教"的概念。比如在《宗教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合法性》 一文，贝拉感到"美国公民宗教的问题本身，或许并不是美国国家问题的表征"，后者可能更多体现着"公民性共和主义与体制性自由主义之间无法解决的张力"。此时，他显然对"公民宗教"自我更新的可能性相当悲观，乃至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承认自己"在1978年差不多是确信了公民宗教的死亡"。
但是至1980年，贝拉又将上述文章收为《公民宗教的多样性》一书的首章，并进一步讨论了美国与日本的宗教比较、现代意大利的五种宗教、以及现代性危机中的新宗教意识等等。 他在该书"导言"中特别提到："公民宗教之概念的具体应用可以争论，但是将其根本内容称为’宗教-政治问题’，则几乎是无可置疑的。在任何一个社会，宗教与政治都不可能彼此忽视；无论多么艰难，信仰与权力都必须永远相互面对。政治制度要比大多数其他的人类行为都更明显地涉及终极问题。" 总之，他认为"到1960年代为止，在美国最成功地提供了意义……的现实诠释"，就是基督教和"功利的个人主义"。
贝拉是在1989年才"公开宣称自己不再使用公民宗教一词"，不过在1985年出版的《心灵的习性》（Habits of the Heart）一书中，他已经修正了"公民宗教"的偏颇，将"基于《圣经》的宗教"（biblical religion）、"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功利的个人主义"（utilitarian individualism）、和"表现的个人主义"（expressive individualism）视为"美国传统中的四条线索"；其中"两种个人主义成为了我们的第一语言，而基于《圣经》的宗教和公民共和主义只是第二语言"。贝拉解释说："基于《圣经》的宗教和公民共和主义"，正是以前所谓的"公民宗教"；然而无论用什么样的概念，他所关注的都是"美国的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即使是曾经作为"主导概念的"（predominant idea）的"上帝"，也当如此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