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哲学研究》一问世，对规范性的满意和不满意，都和对语言的混论状况的满意和不满意纠结在一起。也和这样的事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一定语境中完全适用的语言，也许根本满足不了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所要求的"严格"和"明确"标准。同时，也与我们想否认所有这些混乱局面，并强迫语言和思想适应此种或彼种无法整体划一的表现形式的愿望联系在一起。尤其是，"认知科学家"（或这样看待自己的哲学家），常常认为，似乎存在着一种信仰的本质，比如，好像相信某物，是属于这样一种问题："大脑把语句放置在信仰之匣。"（我没骗你。）在《哲学研究》的开头部分，维特根斯坦强调，像"相信"、"问题"，以及"命令"之类的词语，实际上反映了许多不同的东西。当代科学实在主义，企图将所有问题表述为一种类型，也即实际上表述为经验问题；同时将所有证明表述为一种类型，也即表述为经验性证明。这不过是以下趋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即将个别的表现形式强加于所谓决非划一的现象上。维特根斯坦不是要阐明我们的观念，而是要阐明我们自身。矛盾的是，他是想通过教我们如是生存，而以不明确的东西来阐明我们自身。这样解读的话，对维特根斯坦的关注，以及对个人和社会转型的关注，就不仅仅是没什么不协调，而是相互增强。
"’意义’的意义"
直至1980年左右，刚才所描述的观点，都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我的思想。但在1966--1967年期间，首先在语言哲学课上，后来又在语言哲学暑期讲学班所作的一些讲座中，我就开始就意义问题形成了一些新的观点。这些观点，根本不是由于想了解自然科学如何解决哲学问题而受到的启发，而是由于人们对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期间所持观点的消极反应。按照那些观点，说者对词汇意义拥有的知识，仅仅相当于对储存在"头脑内部"的"意义规则"的容量所拥有的不言自明的知识。1966量，我终于认识到，把语言完全想象成具体说话人"头脑内部"的东西，这种看法肯定是错的。有一些思索，尽管我不想在这里做任何评论，但使我相信，将词语比喻成工具的惯常做法是错的。如果人们心中的"工具"，就是人们原则上孤立使用的工具，比如锤子或起子的话，那么就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语言是一种工具的话，那么它就像一艘远洋客轮一样的工具。它在运用的时候，需要许多人通力合作（并参与到复杂的劳动分工之中）。赋予一些词以特殊意义的手段，不仅仅在于人脑的状态，而且在于人们对非人类环境和其他说话人之间所处的关系。
对这种看法，起初人们置若罔闻，但是，当我在1972年底所写的一篇篇幅很长的论文，即"’意义’的意义"里[51]，发现受到人们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这一部分是因为，这篇文章与克里普克有关"命名与必然性"的著名讲座里所提出的观点相一致[52]。这一系列讲座是1970年在普林斯顿讲授的），至少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此。对于意义的任何全面说明必须包括说者大脑之外的因素，这种观点，现在也许已经成为语言哲学里的"正统观念"。（不过，请注意，这种特殊的看法，并不来自于"科学实在主义"的纲领，尽管我以前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还有，从1972年左右开始，我对奎因长期以来关注的一条问题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即词语是怎样(奎因也许会说假如)才能决定指称的。
注释：
[1] 我将其描述为这一运动的所谓核心信条的那些观点，在艾耶尔有关逻辑实证主义的著名通俗读物《语言、真理和逻辑》（伦敦：高南茨，1936）一书中得到辩护。它们逐渐形成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坚信的基础模式。这一基础模式在以下范围上是确切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相信，形而上学的说明是无意义的（尽管他们在哪些说明属于"形而上学的"这一问题上意见不一），这些说明可以与"认知上有意义"的说明（科学说明）区别开来。这样做是借助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些说明要么是经验上可以证实的，要么是通过诉诸逻辑（包括数学）和定义而决定的（参见注47）。伦理说明，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也被视为"无意义"，倘若将它们看作是表达了有关客观外界的真理的话。不过，如果将它们看作是"情感"的表达形式，也即表达某种态度，呼吁别人共有某种态度的方式，那么也允许赋予其二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