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接受了奎因的观点，那么我们不得不说，现代科学使得我们奉行这样的论点：数、电子以及微生物，都是在严格同一的意义上"存在"的，并且在严格同一的意义上，都是"客体"[38]。（"客体"是任何"存在"的东西。）因此，奎因断言，数是"不可触摸的客体"[39]，其理由在于，数学假定了这些不可触摸的客体，并且数学对于绝大部分现代科学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自从逻辑实证主义问世以来，"形而上学"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肮脏的词；就连新科学实证主义者，就像我本人，也不说在从事形而上学研究。奎因在其论文"论存在什么"里，也没有断言这一点。但是，逐渐销声匿迹的是：如果奎因在"论存在什么"一文里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人们就不再能断言：正如实证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像"数真的存在吗？"和"集合真的存在吗？"之类的问题，是一些"假问题"。有关数和集合的真实存在的问题一旦复活（正如我上文所提及的，奎因就"是的，确实存在"这一答案，提出了他的"不可或缺性论点"），那么联系这样一些问题而提出若干论点（有时是以同样的风格），就为时不远了，比如，"虚构的客体真的存在吗？""可能世界真的存在吗？"[40]，诸如此类。人们终于坦然地将自己说成"形而上学者"，而在数年前，这也许和作为"分析哲学家"这一点很不协调；而且，也开始听到"分析形而上学"这一用语。美国的分析哲学，此后，英国的分析哲学，开始拥有一种"本体论的风格"。这里，奇怪的角色颠倒现象发生了。在实证主义时期，英美分析哲学，将自己描绘成反形而上学，而经过这一阶段后，在世界哲学舞台上，演变成最引以为豪的形而上学运动。 罗尔斯
自从1970年其煌煌巨著《正义论》问世以来[41]，约翰·罗尔斯逐渐对分析哲学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存在着所谓"元伦理学"学科（旨在说明为什么伦理学不是一门潜在的学科），但逻辑实证主义者根本不把伦理学看作是一门有可能出现的学科。 尽管几个勇敢的分析哲学家在这期间继续从事伦理学的研究（我曾经提到过伊丽莎白·安斯柯姆比和菲律帕·伏特的"品质伦理学"），但这一领域一度相当没有起色。随着《正义论》的出版，伦理学变得非常重要，并且许多研究生又开始修学这门专业。不过，《正义论》的出版，与美国公众生活中有关福利国家是与非的重要争论，以及有关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的辩论，恰巧同步。不过，有一种感觉，它完全意味着一场罗尔斯革命。鉴于《正义论》从根本上预设着一种认识论，因此可以看出，这种认识论是围绕"反应性平衡"的概念而形成的。罗尔斯把这一观点归功于尼尔森·古德曼的下列建议：我们在哲学里不得不做的，就是放弃对必然真理的徒劳追求，并能觉察到，我们事实上拥有的真理，总是和我们解决某些问题的方式相冲突，而对这些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视之为明确无疑。因此说，我们处于一种"微妙的相互调节"过程。换句话说，通过对原则和我们所着手问题的同时性反思，我们不得不逐渐（并且试验性地）修正有关原则和对个别问题的"直觉"，直至达到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作为相对于先验论的一种明智选择方式，我们很难和这一点争执不下。但是，哲学家所关心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提出的这类问题："我们怎样才懂得，伦理学语句并非主观态度的表达形式呢？我们又怎么才能懂得，它们从根本上讲，具有某一真值（例如要么真，要么假）呢？因此，就问题的本质而言，一种哲学论点，看起来，不得不来自形而上学、认识论，或语言哲学，这和实证主义者认为这类语句"在认知上无意义"的主张针锋相对。实证主义者也许会说?quot;你肯定会达到你说所的’反应性平衡’，但那不过是关于你的一种事实。其他人也许会达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平衡。"
在后来的一些著作里，最近一部系《政治自由主义》（1993），不过在其美国哲学学会的主席的就职演说里（1974）[42]就已初露端倪，罗尔斯否定了有必要使其方法论免受认识论、形而上学，或语言哲学的影响。今日所追求的是一整套伦理学主张，其"客观性"仅仅在于这样的事实：在经过一定的政治历史的西方民主整体下，就正确性这一问题，或者说，就伦理理想，以及预设这些理想的有关规范的正确性而言，有可能发现一种"重合的共识"--至少这一点是罗尔斯派的哲学家最竭力证实的问题。（有关观点认为，如果公民们同意搁置在神学和形而上学方面的分歧，那么，仍然能够在一些特殊的正义原则上找到共识。）常规的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放弃对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关注，并且宣称，它所从事的是"政治学，而不是形而上学"。不过，这样一种伦理学，并不对分析哲学的各种指我理解构成任何威胁，尤其是，对于我在上文所描述的有关哲学任务的"泛科学"和"准实在主义"的理解，也不构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