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牛津
1960年秋季那一学期，我是在牛津度过的。我与之度过了大部分时光的四位哲学家，是伊丽莎白·安斯科姆、菲律帕·夫特、保罗·格里斯，以及詹姆斯·汤姆森，其中没有哪一位属于"语词的日常用法"类型的哲学家。安斯科姆对哲学的每一问题都有兴趣，尽管她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和密友，但其哲学风格迥然不同。那时候，她和菲律帕·夫特正在开展一种关于伦理学的新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对个性而非行为的评介（因而得?quot;品质伦理学"）[25]。其他的牛津道德学家（大多是把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和非认知主义联系在一起）嘲讽过这种新的研究方法，但这种方法今天依然盛行，并且极大地丰富了道德哲学。詹姆斯·汤姆森对乔姆斯基的语言学逐渐怀有强烈的兴趣，正是一部分出于这方面的原因，我才劝说他到马省理工学院来一道共事。从1961到1965，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开设了一门研究生的哲学课程。在三到四年内，保罗·格里斯对意义理论创立了一种迄今仍然影响巨大的研究方法。人们有时说?quot;日常语言哲学"大概就是在这一时候开始衰退的。我认为，更准确的说，实在性从来就不适合有关的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模式也销声匿迹了。但是，牛津的个别人物--当然，还应该加上杜梅特、汉普谢尔、莱尔、斯特劳森，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名字，不仅仅没有退出哲学的舞台，而且直至今日仍然受到人们讨论。
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不再被当作"日常语言哲学家"，而是开始被人视为作出独特贡献的个别哲学家。只有莱尔的情况是例外（其《心智的概念》一书，不管怎么说，包含有来自其早年的现象学兴趣方面的真知灼见。）
保罗·格里斯后来的生涯，值得作一些描述。我遇到格里斯的时候，他还在为几个月前去世的奥斯汀悲痛不已。我相信，他是在有意识地做一个忠诚的奥斯汀主义者。但在此后几个月内，他就和奥斯汀处理哲学的方法实行了彻底的决裂（他还打算离开牛津去贝克莱）。这种裂痕，其中有一个方面，尤其重要。奥斯汀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极端的实用主义。这种观点今天仍然有查尔斯·特纳维斯的煌煌巨著做代表[26]。按照奥斯汀的看法，语句中单词的意义本身，并不准确决定特定语境中所言说的意思。许多不同的事情，可以通过具有这些意义的那些相同的词汇加以言说[27]。格里斯的观点，今日为人们广为接受（尽管我本人同意奥斯汀的看法）。他坚持认为，相反地，存在着像语句的标准意义之类的东西，而我们使用某条语句表述的各?quot;非标准"事物，都可以通过他所谓的"会话含义"加以解释[28]。语用学研究这些会话含义，而语义学，与语用学迥然不同，研究的是那些"标准意义"。
泛科学主义的兴起
1961年，我辞去了普林斯顿的工作，以便在马省理工学院开设一门新的研究生哲学课程。如果说50年代普林斯顿的状况（至少在年轻的教员中情况如此）反映了新一代美国哲学家开始把自己标榜为"分析性的"，那么在我工作期间（1961--1965），麻省理工学院的情况，反映了这一标签的内容已经发生变化。尽管麻省理工学院已经有一些哲学家，包括厄文·辛格和短暂工作过的詹姆斯·汤姆森，但新课程的核心成员还是由我本人、詹姆斯·汤姆森、朱迪斯·汤姆森，以及两位叫"杰里"的人所组成，即杰里·浮德和杰罗德·卡兹。我们五个人都和诺姆·乔姆斯基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对新出现的"生成语言学"倍感兴趣，而且都被这样的看法所吸引：思维的计算机模拟、生成语法，以及"语义学"，注定会解决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的相关问题（或者至少能把它们重新表述为直截了当的科学问题[29]）。
奎因的影响在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迄今仍然表现的那样。奎因认为心理学是认识论的后继学科。尽管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过于单纯，但是，奎因的一些观点对于我们仍然富有魅力。奎因坚持认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是关于科学的本质和内容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知识要么是科学，要么是希望成为科学）。奎因还认为，有关科学的哲学问题本身，只有在科学的范围内，才能加以解决[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