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美国版的日常语言哲学不切实际（当我作为古根海姆研究员于1960年访问牛津的时候，我慢慢懂得所谓"真实事物"的含义是多么丰富。）我也认为，"合理重构"同样不切实际。两方面的理由都同样简单明了。通过阅读奥斯汀的著作，我懂得了上文所提及的观点，也即，当哲学家们误用日常语言的时候，混乱局面就难以遏制。人们应该尽可能使用日常语言从事哲学研究，这一点看起来无可置疑。另一方面，认为哲学应当探讨日常语言（或者是探讨一些带有哲学问题的表达形式的"日常用法"），这种观点不过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推论[12]。确实，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哲学具有其界限分明的课题。
我曾经描述过年轻的哲学家们在气质上的变化，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变化[13]。年长的哲学家们自然卷进去了。我提到过奥斯汀、斯特劳森以及维特根斯坦，他们的影响自远道而来，显然到达了哈佛。还有奎因，他想在未来二十年乃至更远，居于美国哲学的整个发展进程的中心。确实，应部分归功于奎因创造了一种新的氛围。我的意思不是说，影响到哈佛，后来又影响到其他美国的研究机构的这股特殊的浪潮[14]，也即对于日常语言哲学的狂热，归因于奎因（奎因对日常语言哲学并不太佩服）。但是，奎因对分析与综合之分的抨击，使得语言哲学方面的问题成为这一领域的年轻的思想家们关注的焦点[15]。无论如何，当亨佩尔加入到普林斯顿哲学系的时候（我记得是1955年或1956年左右），他已经坚信，奎因对上述二分法的抨击确实正确，这也成为研究生们讨论的一个热点。但我这一代的思想家们仍然在这场辩论中发挥着作用。例如，在这个十年的末期，即1959年，乔姆斯基和保罗·齐夫在普林斯顿呆了一年--乔姆斯基在高等研究院，齐夫则是作为哲学系的访问学者。保罗·齐夫的语言哲学研讨班，乔姆斯基也参加过，成为探讨这些问题的中心。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一书也于1957年问世[16]。就像齐夫把意义描述为与语言的语句相关的种种条件所构成的递归系统，乔姆斯基也把语言描述成一种"递归"系统（这一结构系统原则上可以用计算机打成清单[17]）。这些方法已经进入我们的哲学专门词汇[18]。
我本人的研究工作也在这个十年的末期影响到普林斯顿哲学系以外的讨论。这些时候，我习惯于在数理逻辑课上解释有关"图灵机"[19]的看法。我突然想到的是，在图灵的工作里，正如在今日的计算机理论里，对于虚拟的计算机（图灵机）"状态"，是采用不同于物理学里的常用方法来加以描述的。图灵机的状态--人们也许会称之为计算状态--是通过在一定的运算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进行辨识的，而不依赖于其在物理上怎样具现。借助于纸和笔运作的人脑计算机，十九世纪建造的那种机械的计算器，以及现代的电子计算机，都处于同一种计算状态，而不处于相同的物理状态。三者都能从事特殊的运算。我开始把计算机理论所建议的图像运用于心智哲学，在1960[20]年所发表的一篇讲演中，我提出这样一条假设，它以功能主义为名越来越发挥着影响，也就是，人类的心智状态表现为人脑的计算状态。为理解这些状态（例如在科学心理学里），有必要从神经学的细节里进行提取，就像我们在编程或使用计算机的时候通常从"硬?quot;的细节里进行提取一样。而且，我们完全可以按照所涉及的种种计算方式来描述心智的状态。打个比喻说，心智状态就像"软件"。后来我摒弃了这一假设，但这一假设依然在流行，这种情况确实和许多哲学家不断努力将哲学和科学拉近的做法有联系。那时，我还坚决认为，实证主义者所偏爱的一种二分法，即观察事项与理论事项的二分法，是站不住脚的。我发表了一篇论文，其影响就体现在全盘拒绝卡尔纳普的以下观点：在科学里，只有"观察事项"才有必要加以"直接解释"[21]。要解释何以这篇论文被人广泛接受，那就必须讨论"实在主义"的问题。
"科学实在主义"
"实在主义"这一术语后来如此显赫，我在题为"理论所不能"的一篇论文里早就作过预言。大意是说，一些实证主义者的观点"与最起码的科学实在主义不协调"。那时候，作为一个实在主义者，干脆就等于拒绝实证主义。这就是我（以及我这一代的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对实在主义所持的态度。直到我写《数学、物质、方法》一书的导言时，仍然如此。在那篇作于1974年9月份的导言里，其中有一节题为"实在主义"，是这样开头的："这些论文都是从所谓实在主义的角度撰写的。科学上的说明在我看来，要么真，要么假。它们的真实或虚假，并不在于描述人类经验中的规则特征时所采取的富有成效的方法。"所有这些，谈论的是什么呢？